莫言长篇小说《檀香刑》的艺术特色研究

莫言小说《檀香刑》围绕高密东北乡村民抗击德国入侵这一事件，以汪洋恣肆的语言，详细描写了阎王闩、凌迟、檀香刑等血腥酷刑，披露了人性深处的酷虐心理，揭露了封建王朝腐朽堕落的治国策略。小说以“凤头、猪肚、豹尾”这种传统的写作技法布局谋篇，通过主要人物自我言说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制造了众声喧哗的叙述效果；以地方小戏《猫腔》贯穿始终，长歌当哭，极具东方民族神秘的民间色彩，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感染力。     

三国中最恐怖的款待

中国人之善良和平，谦恭仁爱，在这个世界上，是数得着的。但某个皇帝，某个军阀，或某个什么也不是，手中有杀人之权柄，一旦暴虐起来，那份残忍之心，也着实可怕。古代刑法中，就有一条凌迟罪。行刑的时候，刽子手要将犯人一刀一刀地割切．用刀必须达到三千多次，还要保证罪犯不能马上毙命，所以，凌迟一个罪犯，常常要两天工夫。这种处决的方式．已失去任何惩罚的意义，而是人类最丑恶的变态心理的残酷发泄而已。     

人生能有几回搏——三访湘乡啤酒厂厂长孙菊四

五月的江南,正是桃红柳绿、莺歌燕舞时节,也是孙菊四再次出任湘乡啤酒厂厂长三周年之际,记者有幸第三次赴该厂采访。还未迈进厂部大门,就被眼前动人的一幕所吸引。到该厂提货的车辆少说也有数十辆之多。据职工们介绍,不少远道而来的客户都是凌晨一、二点甚至提前一、二天到厂的。在3月14日这一天,有100多台车子排队等候提货,车子     

论朱元璋“重典惩贪”的思想和实践

早在西周,统治者就明确提出了"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的三国三典政策。朱元璋在"新国"时期——建国之初就以"刑乱国用重典"作为法制指导思想。重典惩治贪官污吏是明朝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律指导思想的直接体现。朱元璋关于严惩贪官的法律规定和措施,在明初得到了贯彻执行。但是,严刑惩罚贪官只能从一定程度上减轻腐败,而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腐败。     

《吕刑》与"用刑之道"

"吕刑"就刑论刑,单纯阐示用刑的精神、原则和要求,是为司法者提供的"用刑之道",而不是具有刑律意义的法典."吕刑"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这一奴隶制法制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和产物.其法律意义在于:它为奴隶制法制模式提供了刑罚与规范对接的一般标准,确定了一个相对统一的量刑原则,从而使公正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能.     

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之治":理论范式与制度全景

我国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理论研究中政党却被遮蔽.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之治"的理论范式可以揭示"中国之治"的独特逻辑.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之治"是以制度为承载,体现在我国国家制度的结构构成及国家治理体系运行过程中.百年大党领导的制度全景和功能机制主要表现为:一是党的中央组织及其制度化运行对国家治理的整体性领导;二是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体制对重大工作的统筹领导;三是党组(党委)制度对非党组织的嵌入式领导;四是归口协调管理体制对具体治理事项的归类领导;五是纪检监察体制对监督体系的统一领导;六是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对军权的牢牢掌握;七是党委统一领导群团工作的制度对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百年大党自身的主体性塑造是决定国家治理效能的最大自变量和决定性因素,因此,要以治党带动治国、催生国家治理效能.     

简析求刑之诉与求偿之诉关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不是刑事诉讼的本身,也不是独立的民事诉讼”,它是由求刑之诉与求偿之诉两种性质互异的诉讼为了一定的诉讼目的和利益合并而成的。正确理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求刑之诉与求偿之诉的关系,对于如何去进一步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主要从分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特点入手,去分析我国此类诉讼的规定对求刑之诉与求偿之诉关系的不正确定位,并设计出笔者认为可行的两者关系模式。     

狗年还需打狗棒

今逢狗年,狗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电视及众多媒体都举行了隆重的狗类选美比赛,获奖的狗小姐、狗先生们,身价倍增,成为今年最流行的吉祥物,被人们广泛推崇.养狗实际上已成为部分人继房子、车子之后的第三需求.     

宋代的换刑制度

官当、赎铜是宋代换刑的两种法定形式。宋代律敕兼行之下，其换刑制度既有唐律之制的因袭，也有宋代敕文的适时变革。官当适用的刑罚范围扩大，但适用的官范围缩小；赎铜在适当调整适用对象范围的同时，扩大了赎“刑”的范围，名为“赎铜”实则纳钱。     

浅谈教育学生的艺术

时光荏苒，岁月飞逝，转眼我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十几个春秋，十几个春秋中，我接触过的学生虽不像孔子一样有弟子三千，但其中一张张具有鲜活的面孔能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也不下数百人了。在与学生广泛的接触和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就如何处理各类学生问题形成了一些浅薄的认识，可供教育工作者特别是班主任借鉴参考。     

中国文化的性格和法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久远,和谐精神是其根本价值追求。和谐文化的精神品格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渗透在人们的言行举止细微之中,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法文化里面最能表现和谐思想无疑是慎刑思想。     

量刑规范的责任刑改良路径

现行量刑指导意见提供的量刑方法仍然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式,对量刑情节并不区分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导致量刑过程虽然简便但太过粗糙。消极的责任主义在量刑领域发展出"点与幅"两种理论,"点与幅"的争论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双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己方理论的优势和对方理论的缺陷,在争论中留下了许多闪光的精华。吸取双方的理论经验,在我国的量刑指导意见中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和影响预防刑的情节,并通过按比例适度突破责任刑和量刑情节类型化两方面改良我国的量刑指导意见,可以更好地发挥量刑工具理论提供量刑依据、保障人权、实现公平正义和提高司法效率的理论作用。     

论王权主义传统下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与生成

公民社会的生成是现代社会政治体系趋于合理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仅要看相关民间组织(NGOs)的数量和增长态势,而且重在考察公民个体及其社会意识在促进政治体系良性发展方面的实际作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王权主义视界中的权力本位、臣民意识、民本思想、崇圣观念等传统因素则是现代公民主体以及公民意识生成的内在蔽障.这就要求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克制传统王权主义对公民社会生成的消解,由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民本观念通向民主观念,逐步实现公民主体重塑和公民社会的生成.     

论荀子法治思想

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礼和法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前期儒家和法家都有偏颇的地方.他通过吸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精华,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改造,提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治之经,礼与刑”的主张,形成了礼法结合,礼本刑用的治国思想,对中国封建正统思想“礼法合一”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刑罚轻缓化的经济分析——兼论罚金刑和自由刑的适用

刑罚轻缓化已经成为刑罚结构改革的总体趋势,通过对刑罚轻缓化的经济分析,我们可以挖掘出刑罚轻缓化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高概率的惩罚与轻刑化＂的组合是预防和控制犯罪最为经济有效的方式,而轻刑化即我们所谓的刑罚轻缓化。在刑罚轻缓化的背景之下,透视罚金刑与自由刑的适用,我们可以发现罚金刑更符合刑罚轻缓化之意旨,应提升到主刑的地位,未来我国的刑罚结构改革也应以罚金刑为主导,而自由刑只起辅助的作用。     

金融监管困境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准入和金融服务的特殊主义现实,依据制度变迁理论,阐发了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困－－加强监管与金融风险积累、信贷紧缩并存在的内在逻辑,并得出三个结论：（1）在特殊主义准则下,监管困境的存在是内生的;（2）实行金融准入和服务的普遍主义准则才是解决中国金融问题的根本出路;（3）普遍主义的推行有其次序。     

菩提本无树

菩提树,长在长沙环线边。坪前是几百辆小车,屋里是几千号人吃饭。每顿都这样。这种场面,我原来没见过。竟然还有车子在排队,竟然还有人站在桌边等桌子,竟然等上个把小时,也不嫌烦。这种场面,我更没见过。感觉菩提树像个很大很大的家庭,     

新视角下的个人非贪利与侵财型罚金刑适用问题

目前对于罚金刑的讨论思路主要集中在罚金刑的利弊分析、罚金刑是否体现了刑法的价值以及罚金刑的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本文突破常规思路,在对罚金刑进行必要分类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两个新视角出发,重新论述了个人非贪利与侵财型罚金刑的适用问题,在此思路基础上并就几个争议颇大的相关问题做出了阐释。     

美国劳动经济学研究两大流派述评

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是美国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美国的劳动经济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至二战以前,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开创了劳动经济学研究并在此期间主导了劳动经济学研究;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后至60年代末,制度主义虽然仍处于统治地位,但新古典劳动经济学也逐渐成熟;第三阶段,从70年代初至今,新古典劳动经济学蓬勃成长并主导了劳动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权.     

警惕外资势力对我自主创新政策的抵抗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实行了鼓励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这是真正保证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最有力政策。只有大力推进自主研发，中国经济才能长期持续增长，中国才可能进入人均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真正贯彻落实鼓励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才是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