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基金稳定了股市吗?

<正>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广泛宣扬证券投资基金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一些国际知名证券人士及研究机构也竭力向我国政府推荐发展共同基金这条道路。他们共同的理论依据是,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可以改善证券市场投资人结构,抑制过度市场投机,从而实现证券市场尤其是股市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由此,国家证监委1997年11月出台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指出,“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宗旨。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证券投资基金陆续发行上市,截至2000年5月,已成立25家新型的基本符合国际惯例的证券投资基金。可以说,我国股市监管者对其寄予了厚望。但是我们看到,两年来中国股市依然动荡不已,1998年沪深两市波幅分别达36.4%和42.2%,而1999年则分别达到了67.6%和71.6%(见表1)!人们不禁要问,证券投资基金真的起到稳定股市的作用了吗?在本文中,我们将对此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对影响证券投资基金功能发挥的各种因素加以探讨,最后给出我们的结论和建议。     

中国机构投资者真的稳定市场了吗?

机构投资者能否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一直是管理层和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考虑到机构投资者的择股偏好与股票波动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筛选出与机构重仓股相仿的未被机构重仓持有的股票,从微观层面检验了我国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偏好财务优良、治理有效的公司,而此类公司的股票往往呈现出更低的波动性。(2)在市场上升阶段,机构投资者提高了股票的波动性;而在市场下降阶段,机构投资者虽然起到了降低股票波动的作用,却未能阻止股价继续下行。(3)机构投资者的买入行为与股票的期内收益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而在滞后期中机构重仓股并未显现出更高的收益率,这意味着对于个体投资者而言,通过追踪基金公布的季度持仓数据来选择股票已经错过了最佳买入时期。     

金融开放会增加中国宏观经济不稳定吗

金融开放与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吗?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金融开放度和利率调整时滞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通过MATLAB随机数值模拟分析了金融开放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通过影响各国之间经济冲击的传导,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金融开放度的增加和利率调整时滞的缩小有利于减少中国技术冲击产生的福利损失,但会增加国外产出冲击和利率冲击给中国造成的福利损失.根据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中国应该坚持适度、灵活的金融开放策略,并且坚持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     

投资者信任会影响应计异象吗?——基于财务重述的角度

本文以2006-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财务重述作为投资者信任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投资者信任对于应计异象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信任度的降低对应计异象起修正作用,投资者对应计项目的过高定价得到缓解.进一步检验发现,涉及财务报表的财务重述对应计异象的修正作用更为显著.本文考察投资者信任与应计异象的关系,对提...     

机构投资者是现金分红的内生动力吗?——基于异质机构投资者的经验研究

不分红或者少分红一直是我国上市公司一个突出的治理问题, 激发上市公司自治型分红的内生动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本文主要揭示机构投资者是否是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内生动力, 以及什么样的机构投资者才是现金分红的内生动力. 经验结果发现: 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影响不同, 只有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才能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产生正向和相对持续的影响.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不平稳影响投资者行为偏好吗?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不平稳是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但迄今,投资者是偏好还是厌恶股利不平稳的股票仍不明朗。本文首次分析和检验了公司现金股利不平稳程度对我国投资者行为偏好的影响。采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公司股利不平稳程度的增加与整体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的减少相关联;与非独立机构投资者(券商、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信托公司及财务公司)持股数量的减少相关联,且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前更加明显。此外,相比于包含"铁公鸡"和"无规律"股票在内的市场投资组合,投资者更青睐于现金股利不平稳股票投资组合,但现金股利不平稳程度并不显著影响投资者的短期财富。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持有一年期股利不平稳程度较低的股票投资组合比持有股利不平稳性较高的股票投资组合需要多支付4.2%的股利平稳性溢价,且股利不平稳程度显著影响了投资者的预期投资收益。     

1991年会出现通货膨胀反弹吗?

<正> 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迄今未真正消解,引起人们对通货膨胀反弹的忧虑;二是市场局部销售困难已持续18个月尚无显著变化,生产增长缺乏有效推动力量;三是经济效益普遍下降,形不成良性循环。对于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认识,尤其是在1991年内将如何变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更是人们关心的热点。我们的看法是:     

风险承担渠道会使货币政策陷入“恶性循环”吗?

货币政策可以改变微观主体的风险容忍度而使其承担额外的风险,因而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出现了一个困境: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恢复期,有利于短期金融稳定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成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本文以风险承担机制的微观基础为出发点,从理论深入过渡到实证扩展,从银行系统扩展到企业部门,从国际视角聚焦到国内问题,试图对该领域的研究新动态进行总结与归纳,加深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货币政策制定中需要考量微观基础的风险承担,谨防陷入宽松货币政策的"恶性循环";同时,如何构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机制,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中国股市投资者过度反应了吗？——来自上海市场的检验

投资者行为研究是行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而投资者的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一直是研究投资者行为的一个重点。反应过度是指随着一系列好消息的到达,股价的平均收益低于一系列利空消息到达后的平均收益的现象。简单描述为在一系列利好之后,投资者变得过度乐观,认为下一次的信息仍是利好。结果,这种过度反应将股价推向过分的高度。而事实上,随后的信息极有可能与其乐观预期相悖,从而引致一个较低的收益。而与反应过度对应的是所谓的反应不足,它是指,在公司宣布利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公司股票的平均收益要高于宣布利空之后的平均收益率。也就是股价对新的信息反应不足,反应不足在接下来的时间得到纠正,价格并没有被充分调整到位,消息逐步反应到价格中去的。     

经理人特性影响到了基金绩效吗?——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实证

依据可获取的描述基金经理人特征变量的统计信息,以沪深两市2011年746只基金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逻辑回归检验了基金绩效与基金经理人特征之间的关系。与大多数研究结果不同的是,实证结论表明,年龄、学历、其他教育背景、性别、工作年限、专业背景对基金绩效均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数对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于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基金,管理人单独决策的效率产生的收益超过团队协作带来的收益,从而使得基金管理的人数对绩效产生了冲击。另外,替换基金经理对基金的绩效可能有负的影响。     

城市化会恶化空气质量吗?——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验证据

空气污染分为产业公害型和城市生活型两种类型,前者因产业集聚而成,但可对污染进行集中处理,被称为"生产效应",后者因人口集聚而生,被称为"生活效应"。城市化是否恶化了空气质量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权衡。文章以11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在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Kaya恒等式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兴经济体城市化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可以认为,城市化率为59%是城市化对空气污染影响由负变正的拐点,当城市化率低于59%时,城市化的"生产效应"大于"生活效应",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空气质量的恶化。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污染集中处理的"生产效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相应的环境支撑和保障。     

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会使民营企业更多避税吗?

近年来,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取得境外居留权的行为成为媒体和公众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境外居留权是否会为企业的避税行为创造便利？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文章分析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对企业税收决策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一方面,境外居留权可能给企业实际控制人从事不合法或不合规的行为提供了“保护伞”,这会使得该类企业更有可能从事避税活动;另一方面,实际控制人具有境外居留权的企业也有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其税收规避活动更易被发现,从而也有可能会更少地从事避税活动.实证结果显示,当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时,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了.这支持了第二种理论路径的预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比重较高时,境外居留权与企业避税的负相关关系会被显著弱化.这是因为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越大,其从企业节税收益中获得的比重也就越大,从而使得企业具有越强的避税动机.文章补充和拓展了当前关于企业高管(董事特征)影响企业决策的研究文献,对税务部门的相关税收征管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     

信息不对称下的投资者类型与交易行为--来自上海股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上海股市投资者每笔的委托和成交数据,分析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机构、大户和散户的交易行为特点。从研究结论来看,大户是上海股市中最为知情的投资者,其交易行为不但会影响随后的股价涨跌,也会影响到散户的交易决策;散户则扮演了噪音交易者的角色,其频繁进行的大量交易为大户和机构无偿提供了流动性;机构并不采用趋势交易策略,但在交易决策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羊群行为。     

中国经济还能再创奇迹吗?——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宏观经济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它用来说明经济增长与通膨胀间的关系。在引用这一曲线来说明有关问题以前,我们还需要作一些必要的说明,在宏观经济分析过程中,人们对宏观经济是否稳定的评价主要是观察经济生活中的通货膨胀率变动情况,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引起经济社会的不稳定。     

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的认知偏差会影响证券价格吗?——中美证券市场对比分析

本文通过放松Lucas(197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完全理性假设,构建了投资者的经济基本面认知偏差对证券价格影响的计量模型。当投资者主观认知和市场实际运行机制存在偏差时,该模型能较好地解释诸如消费增长率同股权溢价的相关性、累积超额收益等传统资产定价模型无法量化的诸多中国股市难题。本文还推导出了适用于非理性期望的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克服了现有GMM方法只能在完全理性期望下使用的局限性。基于该方法,本文以中国和美国为例,模拟检验了投资主体的不同认知偏差对股价和债券价格的差异性影响程度。结果显示,中美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形式并不完全相同。美国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信息均值的变化反应较敏感;而中国投资者却对经济基本面波动的变化反应较敏感。该结果从认知偏差角度解释了中国股价长期背离经济基本面的现象,为政府规范股票市场的发展,促进股市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生命周期会影响融资策略吗?——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不同组合作为划分企业生命周期的代理变量。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对融资策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留存收益融资率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呈正相关关系,负债融资率、银行信用融资率、商业信用融资率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同时,融资策略还受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企业规模、非债务税盾、成长性、获利能力的影响。建议高新技术企业在融资时,应充分考虑企业自身所处生命周期阶段。     

医疗保险会引发事前道德风险吗?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医疗保险在增加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同时,也可能导致被保险人降低其在出险前防范疾病风险的投入,从而导致经济学理论中的"事前道德风险"(ex-ante moral hazard)。本文利用2000—2009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基准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和一阶差分模型,首次全面考察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事前道德风险问题。结果表明,在控制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后,新农合的参与显著改变了个体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其吸烟、饮酒、久坐、摄入高热量食物等不健康行为的倾向,并引致体重超重概率的增加。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新农合及配套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国内外投资者间存在价格先导性吗?--来自我国股市A、B股的检验

本文以1994年开始同时发行A、B股的上海和深圳股市60家企业为样本(上海31个、深圳29个),样本取值从1999年1月4日到2001年12月31日的每日收盘价.用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检验了国内外投资者间会不会存在价格先导性的问题,从而分析和研究了国内外投资者投资行为特征和相互关系.研究发现,上海股市中,A股和B股间,存在着价格先导性.往往B股价引导A股价.然而在深圳股市中,A股和B股间,不存在着价格先导性.这一研究为探讨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和国内外投资者投资行为特征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