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国家利益战略思考

我国是个濒海大国，海洋与国家的历史命运休戚相关，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向海则盛背海则衰已被古今中外历史所验证。在跨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认真反思、研究、探索海洋国家利益在国家振兴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一、海洋国家利益概论（一）海洋国家利益的内涵国家利益是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高利益。海洋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关系重大。海洋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在海洋上所追求的主权和利益，反映这个国家内全体国民和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对于…     

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建设

当前,主权财富基金快速发展,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主权财富基金由国家拥有和控制,其投资行为有时可能会反映政府的政治选择,这必然影响到国际体系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这使主权财富基金逐渐成为国家权力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了国家运用权力的经济手段。但在大国仍然是国际关系格局的主导者,主权财富基金自身实力还比较弱的现实面前,主权财富基金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影响仍十分有限。     

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 ,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和威胁日益增多并趋于复杂化 ,“9·11”恐怖袭击及随后的局势变化加剧了这一趋势。现实对国家安全战略谋划提出了新要求 ,甚至需要在继承中超越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有效的安全战略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之间取得有益的平衡 ,并找到连接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纽带。今天的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 ,为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不仅必须避免过度使用权力 ,也应超越纯粹军事上的胜负。战争的绝对规律已经不完全适用于国家安全的需要。     

冷战时期美韩同盟的发展历程

在冷战时期，美韩两国之间的合作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互相合作，对付共同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从而产生了美韩同盟。在此前提之下，美国主要追求的是自己权力的最大化，他通过美韩同盟成功地遏制了朝鲜及朝鲜半岛的周边大国，形成了海洋力量对大陆力量的相对优势；韩国则主要借助美韩同盟达到了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自己的安全与发展的目标。但在美韩同盟中由于利益和目标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并且随着韩国经济迅速发展，两国的矛盾和冲突便日益加深。本文将从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这一方面的国际理论来阐述冷战时期美韩同盟的发展历程。     

和平崛起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目标序列与主要特点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和未来一段时期,应对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摩擦,处理台湾问题及各种国内分离主义,妥善处置涉及中国的多种主权纠纷,保护日益扩大的中国海外利益,承担合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既是新时期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面临的五大任务,也是外交工作和整个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重大使命。解决这些挑战及麻烦,不光需要军事投入,也要求有新的观念和制度安排,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不同行为体之间更好的配合。要使和平崛起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获得更好的保证,必须统筹各个部门之间的功能,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获得社会公众的更多理解。超越狭隘的军事斗争思维和框架,从广义上理解中国作为世界新兴大国的国家安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所在。     

主权的缘起:历史理性、合法性与认同基础

主权是国家至上时代的产物,它的缘起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主权调控和规制社会权力结构的过程为其主导性权威的内涵做出了合法性的注脚,而其在国家间层面上也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支撑,二者共同宣示了主权国家合法垄断强制性权力的权威性和排他性。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权威认同迁移恰也从观念层面反映了主权缘起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主权缘起的合法性逻辑。因此,主权的缘起不仅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进程,也是一种合法性逻辑的推演,更是一种社会心理变迁的结果。     

主权的缘起：历史理性合法性与认同基础北大核心CSSCISSCI

主权是国家至上时代的产物,它的缘起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主权调控和规制社会权力结构的过程为其主导性权威的内涵做出了合法性的注脚,而其在国家间层面上也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支撑,二者共同宣示了主权国家合法垄断强制性权力的权威性和排他性。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权威认同迁移恰也从观念层面反映了主权缘起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主权缘起的合法性逻辑。因此,主权的缘起不仅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进程,也是一种合法性逻辑的推演,更是一种社会心理变迁的结果。     

论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有一个变迁过程,这种变迁过程和国际法的"道德进化"以及国际法变成真正的"国家合意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古代与近代国际法往往处于比较低的状态,或者说它们只是规范了很低标准的道德,其中一些甚至还属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一度得到早期国际法的支持。而这种性质的国际法在工具意义上就成为强国掠夺弱国的工具,有利于大国、强国的利益扩张,却和弱小国家的国家利益存在很大的冲突。当《联合国宪章》将主权平等原则确定下来并得到各国遵守之后,国际法才真正变成"国家之间合意之法"。这时,对大国来说,国际法主要还是它们之间利益均衡下的结果,有利于稳定它们主导的国际结构体系以及秩序体系;对小国来说,国际法变成保护其"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主要工具。此时的国家利益与当代国际法体系,或整体上的国际法的关系,变成一种新的共生共长、相互依赖的关系。当然,这不排除某些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或规则与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同一国家不同部分的国家利益、同一国家不同时间阶段的国家利益、甚至同一国家同一部分同一时间段的国家利益的不同层次,发生冲突或者存在不协调之处。     

美国对华战略(1990-2004年)——基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网络的量化研究

作者利用相互依赖理论,在国际冲突与合作网络中提出了国家之间复合相互依赖的新度量和源于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的四种国家权力(直接弱权、直接强权、间接弱权、间接强权)及其度量。根据对这些权力的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作者阐明美国寻求建立自身优势主导地位的全球战略目标的实质是追求美国自身的网络地位和网络整体的秩序性,虽然1990-2004年间美国的全球战略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但其进一步发展却面临系统性困境:无法直接调控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无法阻止他国在外交中实行低程度同配或异配。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从网络角度分析了全球战略大局下美国对华遏制与纳入的核心战略意图,阐明中国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上的国际战略使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纳入是困难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从网络角度来看,大国战略竞争的本质是边权之争、权力三角之争,不同程度的同配性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手段和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中美战略博弈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竞争。     

浅议孙中山建国思想的结构与层次

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可分为四个层面——主权归属、政府体制、公共政策与政治发展道路。主权归属涉及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政府体制涉及国家权力的划分、监督与制衡;公共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导型政策取向;政治发展道路,是著名的"三阶段建国论"它既是孙先生的独创,又明显带有后发国家普遍具有的发展共性。     

对跨国公司影响国家经济权利问题的再认识

本文在阐述国内外学界普遍倾向接受的"跨国公司削弱国家经济权利(权力)"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以不同视角审视研究、思考分析了跨国公司自身经济权利、跨国公司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权利(权力)影响关系,并得出"严重影响一些国家经济权利的主要根源是新自由主义泛滥而非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与国家经济权利(权力)的目标和利益有冲突的可能,但只要双方有关关系处理得当、主权国家有关责任和能力到位,也完全有和谐共处与共赢的可能"的观点结论。     

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学术界论及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目标。但这种大国身份的具体内涵 ,并没有明确界定。本文首先将负责任大国目标纳入新中国对外身份目标的探讨 ,指出以前中国的外交追求缺少亚洲身份内涵 ;然后对中国的大国及其责任层次进行界定 ,提出亚洲地区主义战略是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大国责任、发挥全球责任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北大核心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学术界论及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目标。但这种大国身份的具体内涵 ,并没有明确界定。本文首先将负责任大国目标纳入新中国对外身份目标的探讨 ,指出以前中国的外交追求缺少亚洲身份内涵 ;然后对中国的大国及其责任层次进行界定 ,提出亚洲地区主义战略是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大国责任、发挥全球责任的重要手段。     

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合法性与观众成本北大核心CSSCISSCI

虽然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的承认经验,但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却没有相关的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承认主要在空间(主权)、制度与身份三个维度上展开。国际关系中的承认研究其实暗含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国家不仅仅是个在国际社会中争夺权力与财富的物质性实体,也是一种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体。承认追求与地位追求及荣誉追求是有区别的。地位与荣誉是具有等级特征的,而承认则是基于文化多元主义。对外政策中的承认利益追求本身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国内的政治合法性承认;另一个方面个则是国际社会对某项外交政策及其行为的认可。在国际关系中,承认既是行为体追求的目标又是其行为的手段。国家追求承认的核心政治动机为维护与扩展政治合法性,观众成本理论可以对国际关系中的承认进行微观机理的分析,同时观众成本理论所使用的方法又是分析国际关系中承认的衡量工具。     

综合国力视角下的国家经济实力与美欧制裁对俄经济实力影响评估

乌克兰危机升级背景下,美欧对俄实施的大规模极限制裁的影响和效果备受关注。评估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实力的影响,需要准确理解全球竞争力、综合国力、国家经济实力等概念的内涵和适用性,弄清这些概念的界定逻辑和应用场景。国家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初始权力资源,可以通过国家政治实力外化为国家外交和军事实力。全球竞争力概念不适用于评估大国竞争。美欧对俄实施的大规模极限制裁,其目标既包括制造危机和推动权力更迭的战役级目标,也包括削弱俄罗斯综合国力的战略级目标,还包括打击特定领域能力的战术级目标,这些目标可以随机转换。评估结果表明,在国家经济实力的四个维度中制裁对俄罗斯的国家生存能力基本不产生影响,但其发展能力、对外影响力和外部强制力都被削弱。     

论中国海权

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 right)与“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统一 ,是国家主权概念的自然延伸。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条件下追求“海上权力”(sea power)的行为是霸权行为。中国海权 ,确切理解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上权力 ,更非海上霸权。中国海权是有限海权 ,其特点是它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 ,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开发深海可考虑是中国海军建设的优先选择。永远不称霸是中国海权扩展的基本原则。     

对现实主义范式与内核的再思考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需要澄清与反思。首先，关于现实主义的范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可能追求安全、权力和经济发展等利益，但并非总是认为安全优先或者权力优先。当国家安全不面临紧迫威胁时，国家可以追求其他目标；而且对许多国家来说，它们也无法把追求权力作为主要目标。尽管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但在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看来，人性不一定是恶的，因为人性本质上是无法测量的。国际关系也未必是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也不仅仅是用来解释国际冲突的理论。某些要素在一些形态下会带来冲突，在另外一些形态下会促进合作。虽然现实主义认为实力结构比制度、道德和认同等因素更重要，但并非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其次，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即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解释对象是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不是国家行为。它可以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并部分解释苏联的解体。国际结构的量变在不断发生，但质变相对困难，而国际结构的量变和质变都能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核武器的出现增强了两极结构的稳定性，但其重要性并未超过结构。最后，现实主义理论兼具解释性与规范性，也不排斥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只有建立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才能...     

浅论毛泽东国家利益观

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主要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三个方面。安全方面重视国防建设、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政治方面主要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出发,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方面不仅重视国内经济的发展,探索适合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且注重与其他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正是毛泽东对国家利益的捍卫,使新中国顶住了不同时期美国的敌视、苏联的干涉,重塑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后斯诺登时代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网络空间中,不同行为体之间占有的资源与拥有的能力处于不对称状态,因为这种不对称,数据主权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基于数据主权的能力竞争,已经成为当下国家间能力竞争的最前沿。这种竞争旨在实现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塑造全球网络空间行动准则这两个主要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整体来看,是并行不悖的,尤其是对大国而言。推动这种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体系层面,即全球生产力的深刻调整与变迁。因为如此,这种竞争的出现、发展和加剧都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各个行为体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大国才能准确把握后斯诺登时代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任务,并形成与之匹配的整体性战略,探索并确立符合时代发展方向和需求的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在此过程中,包含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支撑技术与标准、核心资源等实际分配与有效使用等领域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调整,将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领域,也将成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     

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