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根源及其消除方法论

扫描人类活动,从中找到了公平、质效、GDP三个关键点。公平因素包括不公平分配和不公平交易,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点。为实现公平,从土地切入发现了平衡工农城乡利益机制的投资置业系数CIP=(0,4]。这只能消除贫富悬殊引发的产消不畅之实体危机。为全面消除经济危机,应针对经济危机的六个阶段建设消除经济危机的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总是从公平到不公平,从公平、质效、GDP三者平衡到不平衡,最后进入经济危机状态;经济危机往往从金融危机开始,而我们应从土地切入调动资金作战。     

经济增长、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能考察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与投资互动关系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用2SLS和3SLS方法估计结果表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转变产业结构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和公平双目标的有效途径。     

广东中山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升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文通过分析2018—2022年广东中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探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制约因素,就进一步如何缩小中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出稳岗就业、盘活土地资源、探索集体资产管理新模式、深挖特色产业等对策建议。     

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自1981～2005年的25年间,以5年为一个考察期,对陕西省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距、平均相对收入差距进行考察和分析,发现在5个考察期中,陕西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距呈现指数增长的趋势,平均相对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的上升。笔者认为只有不断对二元制度进行一元化改革和调整,以及在对农业方面进行持续和力度足够投资的基础上,才能在根本上缩小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解由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和谐陕西早日实现。     

中部地区2010—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均衡发展对构建国家发展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利用2010—2021年中部六省经济社会统计数据，考察中部六省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人均GDP、常住人口、人口密度、城乡收入、城乡差距等的变化趋势与特征。研究表明：（1）中部六省的经济规模都在不断增加，但数量差距在扩大；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率在整体上呈现降速趋势，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湖北、安徽、湖南的人均GDP的增长较快，而河南、山西、江西的人均GDP增长较慢。（2）中部六省中除湖南外，其他五省的常住人口规模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中部六省的人口密度除湖南省比较稳定外，其他都具有波动性特征。（3）中部六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别较小，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差别较大。各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上是缩小的，但山西、江西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个别年份波动较大，存在回弹的现象。最后提出积极寻求基于资源优势和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推动以区域创新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把握国家发展战略、用好用活用足国家政策等建议。     

经济发展、制度变迁与城乡收入差距

一国的收入分配及其变化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结果。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即在经济发展的后期,经济增长、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均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在分权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权力的增加事实上扩大了收入差距。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整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由传统的追求经济增长率转变为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二是推行均衡发展战略;三是在制度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房价之谜”的检验与原因分析

本文运用FAVAR模型对我国2000年至2010年期间"房价之谜"——利率和住宅价格同向变动现象进行验证,探明原因发现:(1)适应性预期下的住宅投资利润率远超过利率成本,对推动住宅价格上涨起重要作用。(2)与一般工商业贷款比较,优惠的房贷利率使住宅投资具有"比较优势",住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3)住宅价格上涨不仅是由"收入拉动"和"成本推动",更具有强劲的"收入差距拉动"效果。扩大的收入差距聚集了购买能力,住宅投资需求被超前集中释放。     

中国地区差距及其演变（2000－2012）--基于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的再考察

使用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发布的2000－2012年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中国的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如下：（1）DLI地理分布图直观地表明中国地区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呈现出西低东高的梯度分布态势;仅有11个省份同时实现了较高DLI和较高人均GDP的最优发展模式。（2）中国地区发展的总体差距呈缩小趋势,地区间差距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以DLI衡量的地区差距要远小于以人均GDP衡量的地区差距。（3）在逐步实现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共赢”的最优发展模式过程中,应重点解决科技创新的总体差距以及民生改善的地区间差距。     

亚洲国家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与对策

亚洲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了贫困人口的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这一情形与上世纪60—70年代的东亚经济体所创造的"公平增长"奇迹截然不同,也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拉美)近年收入差距下降的趋势相左。本文对亚洲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和成因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应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过去20—30年中的技术进步、全球化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给许多亚洲国家创造了空前的发展机会与财富,但这些机会与财富并没有给所有的人带来同样的益处。高技术工人、资本、城市与沿海地区相对于低技术工人、纯劳动力、农村与内陆地区得益更多。这些因素通过三个渠道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国民收入中劳动力报酬份额的下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上升;区域之间(包括农村与城市及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而由制度缺陷、市场扭曲和社会歧视等原因造成的机会不均等使得技术进步、全球化和市场取向经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技术进步、全球化与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力量与趋势不应该也不可能被逆转,因为他们是收入增长与生产力提高的原动力。但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通过消除机会的不均等来缩小收入差距。本文提出三个具体的政策建议:通过有效的财政手段缩小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缩小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经济转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本文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路线图,他们可以依此找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具体路径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相反地,如果对这一问题坐视不理,经济增长将会受到损害。     

增大居民消费的意义、系统思路与对策

只有本国居民消费不断得到相应增长,居民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才能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近1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所占的经济比重太小。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居民部门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的比例偏高。需要针对上述三个影响因素,提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扩大的系统思路和相应的系列对策措施。     

人力资本特征与行业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2012年的行业收入及其相关因素的截面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在控制行业特征的情况下研究人力资本特征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垄断依然是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②受教育程度对行业工资回报有着很强的正向影响;③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④我国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仍然存在,在高收入行业中男性的比例要大于女性,而女性要进入高收入行业必须要有着更高的学历条件。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策研究——基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

文章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发,得出我国GDP增加额主要流向企业和政府,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造成我国投资过剩,内需不足;而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降低了我国的消费率,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从对居民在城乡、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方面的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得出农村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女性的边际消费率较高,年龄介于35-44岁的居民具有高收入高学历的特征。文章认为,为拉动内需而转变发展方式应从增加居民的货币收入、抑制高房价、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女性就业率和加大社保与教育投入等方面着手。     

宁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选择

无论哪种发展模式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宁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总体发展要依托政府,走政府推动的外生型发展模式;“专业大户＋基地＋农户”是首选的发展模式;“党支部＋协会（合作社）＋基地＋农民”的发展模式是宁夏南部山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导模式;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股份合作的组织发展模式是最佳的模式之一。     

中国的三大都市圈：辐射范围及差异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一外围”理论出发,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以港口城市上海、香港、天津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城市在都市国内的地理区位与该城市人均GDP的关系。研究发现,珠三角与长三角都市圈内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到大港口距离间存在“一型”的三次曲线关系。在到大港口的一定距离范围内,集聚力超过离散力,距离核心城市越远,人均GDP越低,但当距离远到一定程度时,离散力就越来越强,出现人均GDP的第二个局部高点。因此,“一型”曲线的第一个谷底点以内的区域就可以作为都市圈的辐射范围,而曲线第一段地理与人均GDP的负相关系数则可以作为核心城市的相对集聚力的度量。本文的主要发现是,长三角都市圈核心城市上海的辐射范围和集聚特性要稍强于珠三角都市圈,而环渤海湾都市圈暂时仍然是多个港口城市共同起到辐射作用的城市体系。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395条第1款的修改,虽然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5年提高到10年,但仍弥补不了该罪的缺陷。因此,建议将＂修正案＂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应当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以非法所得论,予以追缴。非法所得财产折半后比照贪污贿赂罪量刑。＂     

“关系”和教育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关系”和教育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系”和教育对中国居民的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在选取有效的工具变量克服了“关系”和教育的内生性之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并且“关系”和教育存在负向交叉效应。“关系”的回报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而教育的回报率却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比较“关系”和教育在不同的分位点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后发现,农村居民“关系”的回报率随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而城镇居民“关系”的回报率呈“u”型,并且对在各个分位点上,城镇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农村居民的教育回报率。     

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再认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这就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可大体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从辨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阐述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特征;（2）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分工与私有制对人的本质的“异化”;（3）通过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分析,阐述实现人的本质“复归”、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路径。     

论我国乡镇企业的三大贡献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乡镇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首先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反映：一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二是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三是对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其次是对经济结构调整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及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并且改变了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最后在微观层次上，乡镇企业的发展为集体和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中高等收入陷阱

我国2010年人均GDP已经突破3945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对世界各经济体的最新分类标准,我国已经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何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成功地跨越中高等收入陷阱是当前的紧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人均GDP及其基尼系数的协整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只有合理的处理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才能达到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跨越高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