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与FDI的产业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地将FDI吸收能力理论、溢出理论与制度环境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讨制度质量对东道国吸收能力、FDI溢出效应的具体影响机制与效应。采用中国各省区1990~2010年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市场化程度的情况下,FDI的增长效应不再为正,甚至转变为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FDI在东道国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制度门槛"效应特征。FDI对东道国的产业增长效应是通过当地制度环境改善来实现的,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表明,改善制度质量的国内改革是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先决条件。     

环境管制对中国FDI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有研究一般仅考虑环境管制对FDI的负面直接影响作用,却忽视了考察环境管制通过刺激企业提高环境技术水平而影响FDI这一间接效应,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环境管制作为绝对的外生变量,因而造成了估计结果的有偏且不一致。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从实证层面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GMM)考察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并试图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对FDI仍然存在较大的"门槛效应",间接效应的存在虽然在估计中降低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直接效应仍然是影响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的主导效应。由此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合理使用环境管制政策作为"筛选"和"调配"外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外资结构、营造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管制对中国FDI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视角

现有研究一般仅考虑环境管制对FDI的负面直接影响作用,却忽视了考察环境管制通过刺激企业提高环境技术水平而影响FDI这一间接效应,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环境管制作为绝对的外生变量,因而造成了估计结果的有偏且不一致。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从实证层面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GMM)考察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并试图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对FDI仍然存在较大的"门槛效应",间接效应的存在虽然在估计中降低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直接效应仍然是影响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的主导效应。由此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合理使用环境管制政策作为"筛选"和"调配"外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外资结构、营造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基于“第三方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FDI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上,考虑FDI的类型并从空间效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在"第三方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98～2007年间中国31个省区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FDI以复合垂直型为主导,"第三方效应"显著影响了FDI的地区分布,一个省区所吸引的FDI会受到周边省区FDI流入以及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都有利于吸引FDI,高工资、低市场化程度和过多政府干预对FDI的进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所尝试的人力资本变量与FDI流入之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联系。     

环境管制程度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外商投资企业（FDI）细分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三种形式后,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重新审视了地方环境管制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并基于风险偏好的视角对以上发现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不同类型FDI进行区位选择时对环境管制的偏好有别,其中合作企业偏好环境管制标准较高的省份,独资企业则相反,合资企业介乎二者之间。另外,FDI对地方环境管制水平的偏好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环境管制水平较高的省份更容易引进FDI,而在“独资化”比例逐步加大的趋势下,中西部地区要警惕成为部分FDI（尤其是独资企业）的“污染避难所”。     

环渤海地区FDI区位分布变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FDI在环渤海地区的分布状况,根据历年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当年该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例。将其分为了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987--1991年,1992—2002年,2003—2012年。利用1987—2012年环渤海五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时间段。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也不同。具体来说,在1987--1991年间,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在1992—2002年间．除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外,沿海的地理位置对FDI的流入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2003—2012年间．集聚效应、劳动力素质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入的影响更大。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SBM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和门槛模型检验了中国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在地区分布上呈现“东弱西强”的特征。进一步回归发现：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单一门槛效应。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拓展分析发现,FDI对不同分位点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和空间溢出——以安徽省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8-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FDI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市的生态效率稳步提升并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集聚区集中在皖江城市带;考虑空间因素后,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具有EKC的"U"型特征,人均GDP对本地生态效率的影响也呈现出"U"型特征;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为正,而环保意识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为负,对外开放度和研发投入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为负。因此,各市应发挥皖江城市带集聚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引导外资进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同时尊重各市生态效率的差异,考虑空间单元的交互效应,因地制宜地利用外资,实现共赢。     

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文章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从制度环境视角实证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制度环境下,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放松管制对货币国际化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显示:第一,在考虑制度环境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当制度质量较低时,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利于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由负变为正;第二,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放松管制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方向不同,且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这一影响效应的变化也各不相同,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形下,直接投资开放程度的提升不利于货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制度环境的改善则可以降低这一负向效应甚至可能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证券投资开放程度提升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与直接投资相反,而金融衍生品投资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中国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应不断加强国内制度环境建设,保持制度质量的提升与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相协调、相匹配,同时审慎放松对不同类型资本的管制。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我国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成本视角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对FDI区位分布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但是"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的证据并不充分,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并不能抵消经济发展水平、管理成本、贸易成本等形成的比较优势。其中,环境治理成本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东部地区FDI"量质齐升",管理成本、贸易成本的降低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外资企业的入驻;对于中部地区而言,环境治理成本的上升对FDI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贸易成本的降低是吸引FDI的主要优势;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低环境治理成本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贸易成本是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这表明"向底线赛跑"的破坏性地方竞争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招商引资问题,一味地放松环境管制只能吸引来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既损害了区域环境又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     

Agglomeration and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agglomera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location in China. We use different measures of agglomeration, and test both within and across region agglomeration effec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urbanization, foreign-specific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y diversity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FDI location. Urbanization, foreign-specific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lso significantly promote industrial FDI.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ere exist both within and across region agglomeration effects.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market size, wage, education, road density, government policy and trade cost also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FDI location.     

中国工业行业外商投资结构的环境效应分析——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我国35个工业行业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工业行业FDI以及不同污染程度和不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总体工业行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进行行业结构分组后发现,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对环境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重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对环境的影响并不显著;技术密集型行业的FDI对我国环境则产生了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FDI对环境影响并不显著。文章最后分析了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中国FDI空间集聚与趋势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FDI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FDI空间集聚对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产生重要影响。究竟空间因素多大程度上能解释FDI的空间分布?本文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与趋势面分析相结合方法,以601个县级以上城市人均FDI和空间位置坐标数据研究了FDI的空间集聚与趋势面。研究发现,空间因素对FDI集聚分布的相关性极其显著。从空间因素看,中国人均FDI分布可分成5个集聚区域,北部和西南地区难以吸引FDI入驻。这意味着,更有效地促进FDI北上,尤其是西进应当作为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FDI政策的导向。     

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利用黄河流域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并分析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近年来,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呈现狭长片状分布状态,效率值分布区域性差异明显,周边地区效率值较高。分流域来看,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提升作用。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技术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从各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性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对下游地区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对中下游地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上游地区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对外开放对中游地区有抑制作用,对上游和下游地区没有明显影响作用。产业结构对中上游地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下游地区有提升作用。技术水平对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金融发展对中游地区有提升作用。通过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对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外商在中西部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安徽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近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的文献大量涌现,但大多以全国或东部发达地区为研究对象,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分析则很少。本文以中部地区的安徽省为例,采用系统的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外商在安徽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New Determinants of FDI: Evidence from South and East Asia

Abstract

By estimating a dynamic panel-gravity model of bilateral foreign direcr investment (FDI),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inward FDI in South and East Asia and assesses their short-run and long-run effects.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related location factors. The gravity-specific variables are also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location determinants, whilst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determinants are found to have either a weak or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effect (except host-market size) on inward FDI in South and East Asia.     

我国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型构建研究——基于地方政府博弈的视角

我国存在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产业政策的区际差异,这些差异对企业投资区位决策会产生哪些影响?为了研究地方政府在兼顾地区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保护中如何科学引导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文章构建了企业投资区位决策分析模型,理论分析了基于地方政府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和产业政策支持博弈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过程。并运用2005-2012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分析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与理论分析结果相符合。最后从增强区位禀赋优势、弱化区际环境规制差异、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提出了优化企业投资区位决策的对策建议。     

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1992～2005

采用中国8大外商直接投资(FDI)主要接受地区1992～2005年相关数据,分析FDI区位选择因素以及地区间FDI的竞争问题。结果表明,劳动生产力、产业集聚、教育投入在两层含义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工资水平、单位劳动成本仅在第一层含义上具有显著影响,在地区间对FDI吸引的竞争含义上影响不显著;另外,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在两层含义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皆不明显。     

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历史演进、特点及应对策略研究

近年来,中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海外并购和绿地新建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并购受阻、整合失败的案例不绝于耳,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障碍和壁垒,受到很多歧视。为此,回顾了二战后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演进历史,并对其特点进行分析梳理,总结归纳出应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