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目标约束与边界污染治理

跨行政边界区域的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场域。本文以“十一五”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污染企业数据并汇总到区县,探讨环境分权体制下,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对边界污染治理的影响,并重点探讨减排指标下放后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环境”双目标约束的边界效应。研究发现“：十一五”将减排指标下放后,省边界区县的COD污染排放企业数量、新进企业和污染排放规模显著增加,边界污染加剧;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削弱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有利于边界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环境目标约束会加强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不利于边界污染的改善;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下,省域边界地区成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给政府“策略性减排”提供了机会。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非省边界区县相比,省边界区县污染企业进入门槛更低,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边界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策略性布局污染企业,以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双目标约束的强弱程度会对垂直监管的边界污染治理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监管和治理体系及官员政绩...     

边界效应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来自川渝边界的证据

为研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发展提供历史依据,本文利用1992—2002年川渝边界区县专利数据,探究边界效应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997年川渝分离后边界地区的技术创新数量增长和技术多样化演化均受到了抑制,边界效应降低了边界地区的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受川渝分离影响越大的边界地区,其技术创新受到的抑制作用越强;边界效应对于新兴技术领域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研究显示,边界效应会减少对边界地区的知识溢出,同时也会导致上级政府减少对边界地区的转移支付,进而降低边界地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中央政府制定的长期合作规划能够明显抑制边界的屏蔽效应,并加速其向中介效应转化。基于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需要畅通边界地区知识溢出通道,制定跨边界的协作方案和规划,率先突破毗邻地区的壁垒效应,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与合理配置,共同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处理好地方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重竞争、轻合作的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理论分析表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对地方政府的合作行为进行持续的协调，并确保协作结果对各个地方政府可见，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从“各自为战”走向“合作共赢”。本文利用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中央政府协调长三角地区进行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效果，发现自该政策执行以来，地方政府对秸秆焚烧、机动车和企业污染排放等污染源头进行了实质性的治理整顿，使得长三角区域内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尤其在省际边界地区取得明显的治污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空气污染这样具有高传输性和显著负外部性的治理难题，也能在中央的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下得到有效解决，这为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大气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区域协同治理政策是中国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果的关键。首先对政策执行可能产生的治理效果展开分析,提出假设1~4;进一步以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SO2为典型污染物,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减排效果,以及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三种中介路径下的间接影响。结果显示：(1).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城市为实验组,其它城市作为对照组,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影响系数为-1.3427,政策显著降低污染排放水平,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2).分样本检验显示,京津冀地区政策效果明显优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高于欠发达地区,政策执行中的区域异质性不容忽视。(3). 三条中介路径中,区域协同治理政策通过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污染减排效果显著,而通过影响产业结构产生的间接驱动效果微弱。继续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政策落实中,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化特征基础上,重视中介路径的识别和可能带来的减排潜力应成为重要的政策优化方向。     

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研究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其区域经济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关口.但与发展成功的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在协同发展程度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权利边界;减少行政干预,设立共同治理主体,合理制定协同发展规划的改进对策,加速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团局,实现区域和谐发展的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市场分割吗?——基于地区经济联系与行政垄断的双重视角

在当前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必然要求。理论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打破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状态提供了可能。从地区经济联系和行政垄断的双重视角,采用多元化计量方法,基于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市场分割的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市场分割,这一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市场分割的影响存在长期效应,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第二,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降低市场分割的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明显强于东部地区,在南方地区略强于北方地区;第三,机制检验证实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地区经济联系和弱化行政垄断进而降低市场分割。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廓清数字经济与市场分割的关系,也从实践上为破除地区市场分割、推动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思路。     

湘西北县际边界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县际边界地区是个特殊的地理单元,湘西北有多种类型的县际边界区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由于种种原因,边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县级行政(经济)中心。文章认为边界地区对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应主动调整经济结构,推进大农业、资源型工业和旅游等主导产业的深度综合开发;加快治愚脱贫步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区际合作和边区贸易;实现边界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兼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技术本身的新突破可以提高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治理效率,促进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本文结合2007—2021年企业数字专利和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证据,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可以促使异地子公司利润分回母公司,进而提高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产业化行业和非数字经济行业、同一经济圈以外以及市场分割程度较低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赋能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没有数字技术创新的企业,数字化战略也有助于企业跨地区发展,但促进效果并没有前者强。此外,虽然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企业资本流向更为发达的地区,但有利于缩小母子公司所在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本文从企业异地发展的角度揭示数字技术创新助力企业资本跨地区流动的重要作用,检验地理性二元经济理论的中国实践结果,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政策制定、巩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推动要素市场自由流动,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我国25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显著矫正了市场分割并提升了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而切实促进了统一大市场发展。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和广泛促进市场竞争使得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加显著有效;同时政府有效治理和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显著调节了市场分割水平,使得统一大市场发展更加行稳致远。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具有典型的非均衡异质性特征事实,具体表现在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要素市场分割。本文为数字经济如何促进统一大市场发展进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

把握数字经济与劳动力配置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中国加快经济转型、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本文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理论机理，构建城市层面的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指数，利用2011—2019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提升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同时降低了区域劳动力配置的均衡偏离程度。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能够降低就业转移成本、增加部门就业需求，扩大就业；数字经济有利于改善创业环境，鼓励居民创业；数字经济可以减少政府治理劳动力流动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治理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城市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本研究对各地更好地理解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机制，对于更科学地制定和调整治理策略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产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整体上数字产业集聚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且上述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而对数字化程度较低行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并不存在明显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产业集聚通过数据资本渠道和技术溢出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另外，数字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在进一步推动区域数字产业集聚时，应协调地区间的数字产业政策，并采取措施提高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及数据资本市场完善程度，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政策为例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区域经济协调更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因素,两者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角度探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3—2019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从政策实施有效性视角检验了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激励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状态视角考察了协同度的经济空间溢出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加速态势,分类进行一系列时间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协同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对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激励,最终实现整体的区域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均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本文建议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强化城市的主动协同效应,增强城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促进长三...     

数字经济与地区共享发展——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区、市)和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省域间、省域内及城乡间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协调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省份层面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实现省域间协调发展;通过提升城市的功能分工情况以及提高城市的创业水平,来增强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动能,实现省域内的协调发展;通过提高城市的劳动力质量,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加快实现地区间共享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一体化下中国边界地区经济区位活动变化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针对边界地区的一体化效应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推移,边界地区由于在空间上接近外国市场,边界区域有了较为特殊的区位条件。一体化对边界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扩大市场潜力等方面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数字经济能否拉动中国技术市场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将持续对全球经济产生颠覆性影响，其会在多大程度上惠及技术市场值得深入探究。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技术市场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对技术市场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技术市场类型上呈现异质性，表现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技术市场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对技术输入型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技术输出型市场；(2)数字经济通过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对技术市场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数字经济促进技术市场发展以及相关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时空分异、动态演进与收敛特征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中国30省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Kernel核密度估计和空间收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得到了有效协同,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呈现逐年递增的良好发展态势,三大区域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2)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3)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水平处于上行轨道,两极分化现象正逐渐改善;(4)长期来看,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度将趋于一个稳态水平。建议政府重点关注各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平衡性、动态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规律与进程、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区域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兼论中央环保约谈的调节作用

政府行为是环境治理的关键要素,是区域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2009—2020年数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文件构造环境注意力指数,沿着环境注意力—政府行为—低碳发展路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考察了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区域低碳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提升可以促进区域低碳发展,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低碳地区的政府环境注意力赋能区域低碳发展效果强于中、西部地区和高碳地区;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区域低碳发展的赋能效果是通过环境规制和环境政策执行力来实现的。中央环保约谈亦会强化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区域低碳发展的影响,但其实效性较短。结论为优化政府治理策略、提升区域低碳发展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证据。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文章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测度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水平提升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期区域创新水平上升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上一期发挥促进效应。第二,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当期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和上一期区域创新增加均会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IV因果中介效应回归表明,数字经济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进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区域创新具有中介效应。第四,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效应,但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会显著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出口韧性吗

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局势紧张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数字经济逆势而上,在贸易领域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基于中国城市和海关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出口韧性二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出口韧性,且后续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因城市区位和政府治理效能、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风险而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贸易成本、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增强城市创业活力进而增强城市出口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够平抑风险并持续提升城市出口韧性水平。本文厘清了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推动贸易“稳中求进”,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