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期望差距与制造企业创新行为选择——基于不同期望参照水平的检验

如何在不同业绩期望差距下做出创新行为的选择,一直是制造企业战略决策研究的关键环节.基于组织行为、威胁刚性和前景理论等理论框架,将业绩期望差距纳入制造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的前因要素模型,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历史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行为呈现倒U型关系,且相对于探索式创新,历史业绩期望落差对企业利用式创新的敏感性更高;行业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相对于利用式创新,行业业绩期望落差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更加敏感.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冗余资源均正向调节行业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第三,根据公司属性、行业、区域分组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它们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组织风险偏好在期望差距与企业创新间存在部分中介.进一步进行拓展分析,制造企业中两类创新行为均可提升企业绩效,两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企业可以在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行为之间取得平衡.研究结论为制造业创新发展和结构优化提供政策参考.     

高管持股的风险偏爱与R&D投入动机

从研发投入风险和决策者风险偏爱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分析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东比管理者更愿意进行RD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有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在持股比例很低时不显著,只有当高管持股达到0.1%时,RD投入强度才显著提高。这说明对高风险的研发投入,只有那些与企业长远发展相关的利益群体,首先是股东,其次是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高管才有动机加大RD投入,促进企业的创新。     

经济周期与企业研发效率

微观企业研发效率对于宏观经济转型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企业的创新效率又受制于宏观经济发展。为分析宏观经济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以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考察了经济周期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与经济扩张期相比,企业研发效率在经济紧缩期更高;第二,在经济紧缩期,企业更倾向于开展研发风险较小且成功率较高的开发式创新,而非探索式创新;第三,研发效率的逆周期现象在低市场竞争程度行业、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公司和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第四,在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影响,更换研发效率的衡量方式,以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后,结论依然成立。因此,政府可以在经济紧缩期为企业提供更多创新支持,在经济扩张期加强对企业研发的监管和引导,鼓励企业加强内部管理,以提升企业研发效率,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如何刺激企业创新：政府激励还是企业激励

创新是提升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源动力,因此找到激励企业创新的因素是重中之重。本文采用2008-2015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产出数据,考察政府创新规划执行压力、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三种不同类型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和企业高管持股计划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产权性质、公司治理和高管创新精神对激励发挥作用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政府和企业激励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     

高管团队特征、高管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 ——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例

民营企业是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主体,企业创新投入是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要素.高管团队主导企业战略制定,并传导至企业创新投入决策.本文基于高层阶梯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选取2013—2019年沪深A股573家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高管持股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教育水平、女性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强化了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教育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但高管持股对高管团队女性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较弱.研究结论对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背景下科学构建高管团队、优化内部激励机制以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基于文化趋同的视角

基于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文章以海外经历作为高管文化特征的代理,从文化视角探索公司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受组织异质情境影响,当企业财务冗余水平和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时,海归高管的创新促进效应越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海归高管通过提升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和自信度促进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表明,海归高管通过促进创新投入提升了发明专利申请量.此外,与海外工作经历相比留学经历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同时具备两种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则明显大于仅拥有单一海外经历的高管.文章从文化趋同视角拓展了对海归高管创新决策内在逻辑及其作用边界的理解,丰富了高管早期经历主题研究文献,也为合理评估国家公派留学、高端引智等政策的实际效果提供了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     

银行持股真的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产权性质与R&D投资异质性视角的检验

银行作为股东和债权人的特殊双重身份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从产权性质和R&D投资异质性视角研究银行持股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银行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2）银行持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创新,但对于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银行持股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对于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和迭代式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海外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但与企业的迭代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相关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该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高管海外经历强化了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另外,通过对行业层面的创新绩效进行分解研究发现,行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是OFDI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渠道。本文研究结论可为高技术制造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支持与政策依据。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主动性人格、创新行为与农民创业绩效

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提升农民的创业绩效对于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个体心理特征的视角构建了主动性人格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收集了来自6个省541名创业农民的数据，使用OLS和基于bootstrapping的非对称置信区间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动性人格对创业农民的利用式创新行为和探索式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机制分析发现，主动性人格通过利用式创新行为和探索式创新行为的部分中介影响创业绩效；利用式创新在主动性人格和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要强于探索式创新的中介效应。从理论上讲，研究结果拓展了对农民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的认识，丰富了基层创新的研究；在实践上建议将主动性人格培育纳入农民培训项目之中，重视并扶持农民创新，以推动农民创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影子银行：金融创新的产物

中国式影子银行是金融创新的结果.2009年以来,这种中国式金融创新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尽管其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会滋生出新的金融风险,但客观上起到促进我国金融深化的作用.总结中国式金融创新模式,分析中国式影子银行金融创新的潜在风险,展望中国式金融创新的未来发展态势.     

管理层融资收购与股权激励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财务风险与高管持股倾向存在负的线性关系，高管持股份额与企业激励效果（管理层努力水平）呈非线性关系。在日前我国企业的改制过程中，管理层由于收购资金匮乏，不太可能完全控股企业。所以存在一个现实的次优比例。可以最有效地激发管理层的积极性。     

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

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后,企业的所有者开始雇佣管理人员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所有者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设计出高管的薪酬安排以激励高管努力工作,为股东创造更多的财富。本文通过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得出了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金、持股比例、控制权收益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利用该结论对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进行激励,有利于制定更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高管薪酬机制,同时使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能够更有效地吸引和激励高管人员。     

混合所有制企业竞争力与股权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制造业的分析

文章选择制造业行业进行研究,通过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竞争力指标体系,用因子分析法对符合条件的388家样本企业在2010-2014年的竞争力进行测评,然后研究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竞争力与股权结构之间的定量关系,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竞争力与股权集中度呈"U"形关系、与股权制衡度呈正相关关系、与高管持股比例不相关,最后结合样本企业当前的股权结构现状,提出了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竞争力的对策,包括:适当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有意识的打造第二大股东、加大高管持股力度等。     

高管军事经历、 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使用来自沪深资本市场2009～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军事经历与企业创新活动投入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高管军事经历能够显著的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相较于国有性质的企业,这种影响在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突出;中小板上市公司中高管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更为显著。上述结果在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研究结论对理解上市公司中高管的个人特质问题有一定帮助,为我国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决策提供来自科学研究证据层面的决策参考依据。     

企业战略与创新投资

创新引领企业发展,促进经济转型。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对象,研究企业战略对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激进的企业战略增加创新投资,相较于探索式创新,其对开发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于组织冗余和政府补助正向调节激进的企业战略与创新投资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已吸收冗余对激进企业战略与开发式创新以及政府补助对激进企业战略与探索式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探讨产权性质差异与行业差异对企业战略定位与创新投资关系的影响发现,相比传统行业,高科技行业企业激进的战略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产权性质差异的影响无显著不同。既为政府相关部门确定企业创新激励监管规章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决策和资源优化配置具有指导作用。     

组织属性对大型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机理

通过对相关理论方法和文献进行系统分析，运用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深入剖析组织属性对大型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理，引入知识探索和知识利用两种知识获取模式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组织属性-知识获取-突破性创新"概念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长三角区域突破性创新活跃的大型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导向组织属性与知识探索负相关，与突破性创新负相关；柔性导向组织属性与知识探索正相关，与突破性创新正相关；知识探索与突破性创新正相关，在组织属性与突破性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控制导向组织属性与知识利用正相关。在中国情境下，柔性导向下的风险承担和组织冗余对知识利用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知识利用对组织属性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组织属性对大型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机理

通过对相关理论方法和文献进行系统分析，运用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深入剖析组织属性对大型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理，引入知识探索和知识利用两种知识获取模式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组织属性-知识获取-突破性创新"概念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长三角区域突破性创新活跃的大型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导向组织属性与知识探索负相关，与突破性创新负相关；柔性导向组织属性与知识探索正相关，与突破性创新正相关；知识探索与突破性创新正相关，在组织属性与突破性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控制导向组织属性与知识利用正相关。在中国情境下，柔性导向下的风险承担和组织冗余对知识利用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知识利用对组织属性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高管持股、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选取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分析,以及Clogg差异检验公式,在考察研发投资与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影响基础上,针对研发投资对滞后一期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滞后影响,且在滞后一期的影响最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影响的同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