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投资、家庭内知识外部性与农户收入回报：来自苏北农村的证据

本文运用苏北农村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并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户家庭特征,来估计农民的教育回报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联合劳动的特征导致农户收入贡献的不可分性以及家庭内教育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使得个人教育投资回报小于家庭回报。然而,由于家庭内部更多成员的教育投资的外部性具有递减的特征以及婚姻市场存在的匹配现象,可能会出现由知识拥挤带来的教育投资过度问题。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家庭内成员的教育投资的确存在外部性;教育投资回报会随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而减少;农村婚姻中存在教育匹配效应;户主配偶的教育投资存在动态不足。     

中国农户教育投资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教育投资变动的趋势和特点，并重点分析了收入、教育投资的价格、风险和收益率对农户教育投资需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教育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农户收入较低，教育投资价格偏高，以及教育投资风险较高和收益率偏低。本文认为，必须加大农村的公共教育投资、完善劳动力市场、降低农村教育投资价格，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农户教育投资的持续增长。     

贷款利率市场化与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

本文利用中国1024家农村金融机构数据,借助2013年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事件,探讨贷款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的影响。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显著促进了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加大了对农户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其作用机制是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加剧了非农部门信贷价格竞争,缩小了银行向非农部门和农业部门放贷的边际收益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商业化程度越高、所在地直接融资越发达的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的程度越高。此外,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短期内对农村金融机构收益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对风险影响不显著。本文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引导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启示。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航空运输价格与市场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航空运输近年来最重要的放松管制的措施有价格管制和市场管制.文章以经济学研究分析为方法,从微观层面运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网络经济模型、供需关系模型、寡头垄断市场理论等分析研究两项管制对航空运输的经济影响,并评价两种放松管制的意义,最终给出政策建议.     

甘肃省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甘肃省700个农户收入及其来源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探讨影响农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年内从事各种行业的时间、农户家庭物质资本投资、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家庭成员中受教育程度以及参加专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对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均有正向的影响,而粮食播种面积比率、家庭税费比率和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均与农户总收入呈负相关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可能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规模还是竞争:中国民航运输业放松管制绩效的实证分析(2001-2011)

2001-2011年的民航业数据为样本,利用产业绩效模型,对放松管制、竞争、集中度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2002年以来民航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着上升趋势;资产集中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资产重组、放松管制的制度变量与产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资产重组的影响超过了放松管制.文章认为这体现了我国民航业快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体现了民航业渐进性改革的一般逻辑和模式.进一步放松价格、线路经营等方面的管制,开放燃油市场和低空域市场,强化机场监管,重建航空业管制体制和空域资源管制体制将是未来航空业的改革趋势.     

新兴市场经济体放松境外投资管制的经验教训

在国际竞争压力下，新兴市场经济体放松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放弃宏观管理。新兴市场经济体制根据本国或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模式，主要有招高审批项目低限、这行审批目录管理，对某些方面进行限制、完全放开境外投资等模式。     

激励设计对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的启示

激励机制在西方各国管制放松和重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激励性管制的两个核心工具:最高价格限制和不对称管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讨论激励性规制的缺失对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放松的不利影响,尽快引入这一机制是解决诸多矛盾问题的必然选择。     

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文章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从制度环境视角实证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制度环境下,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放松管制对货币国际化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显示:第一,在考虑制度环境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当制度质量较低时,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利于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由负变为正;第二,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放松管制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方向不同,且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这一影响效应的变化也各不相同,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形下,直接投资开放程度的提升不利于货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制度环境的改善则可以降低这一负向效应甚至可能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证券投资开放程度提升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与直接投资相反,而金融衍生品投资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中国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应不断加强国内制度环境建设,保持制度质量的提升与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相协调、相匹配,同时审慎放松对不同类型资本的管制。     

子女教育与农户消费：基于8省微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来自中国8省农户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子女教育对于农户消费的影响。经验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1．有在校子女的农户人均消费支出比没有在校子女的农户平均要低10％左右,并且在校子女越多,农户人均消费的下降的幅度越大;2．非义务教育阶段子女教育对农户的负担明显加重,有子女上大学的农户,比其他有在校子女但未在大学的农户人均消费水平还要低14％左右;3．越是贫困的组别,子女教育对于农户消费的影响越是强烈,在收入五等分组的最低组别,1个在校子女使得其人均消费降低15％左右,而在最为富裕的两个组别则对农户消费没有显著影响。     

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基于现状与基本模型的框架分析

现代经济发展的大量实践表明,人力资本是一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最终决定因素。在农业现代化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是关系到劳动力素质提高,生活与就业条件改善,以及促进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主要从农村居民家庭的微观角度,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农村家庭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政策与措施。     

认知凝聚力、家族承诺感与组织创造力

近年来,家族企业的创新创业问题愈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家族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从家庭内部特征入手,着重考察家族特征、家族涉入企业方式与组织创造力之间的递进关系,并关注代际关系对于家族特征与家族涉入企业方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家族认知凝聚力能够促进家族承诺感的提升;（2）家族承诺感的增加有助于企业培育组织创造力;（3）家族承诺感在家族认知凝聚力与组织创造力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4）代际关注能够增强认知凝聚力对家族承诺感的促进作用;而代际权威则无显著调节作用。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家族企业领域的研究视角,指出家庭内部特征是家族企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对东方情境下家族企业传承与发展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户投资问题研究

安徽省作为农业政策改革的先行,自2005年开始全面减免农业税后,增加了农民手中可支配的资金,但是农民对农业的投资却没有相应增加,发展下去会降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将直接威胁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文章对安徽省取消农业税后农户投资不足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并相应提出通过建立反哺农业体制、推进农村金融体制和投资保险制度、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对策,引导农户增加农业投资热情.     

Causal effects of family income o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child outcomes: Evidence from a policy reform in Japan

The Child Allowance Policy (CAP) in Japan, a nationwide cash transfer program fo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was designed to increase household expenditures toward children. Using unforeseen changes in the CAP that occurred due to the electoral results as a source of exogenous variation in income in the early 2010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usal impact of family income on households’ private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 and child outcomes in the short-run, based on a longitudinal parent-child survey.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and first-differenced (FD)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income is in most case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ild's cognitive outcome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with families’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on their children. Based on the FD instrumental variable (FD-IV) estimation, using unexpected changes in CAP payments as an instrument, we find positive income effects on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in the short-run. However, we did not fi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s on children's cognitive outcomes.     

新疆农民受教育状况对农民增收影响的实证分析

要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要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本文基于详实的资料,研究了新疆农民受教育状况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发展新疆农村教育的对策和建议。     

家族传承、企业控制权转移与家族理事会

中国的家族企业传承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按照中国人对家族企业的理解,家族传承和企业控制权转移的优先次序是不同的,因此,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冲突。文章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一个家族企业控制权传承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家族财产继承计划和家族继承人培养计划;其次是发挥家族理事会的桥梁作用,制定家族企业控制权传承计划,化解家族企业传承中的冲突。     

农民技术服务需求的决定因素研究

农业技术推广是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环节,而农民作为一项新技术的最终接受者和采用者,关系到一项技术能否真正被采用.本文分析了我国7省28县420个农户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的需求,并采用农户技术服务需求模型,探讨影响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目前最需要技术部门提供的技术服务是畜牧养殖技术;农户家庭经济实力、技术推广指导和专业协会等是影响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我国农技推广的投资力度,并使投资方向朝畜牧养殖业倾斜.     

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状况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文章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基于“免费政策后”的视角，实证分析了该市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状况。结果发现，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后，农户教育负担明显减轻，中小学收费状况进一步改观，农户对子女义务教育的自愿性投入积极性得以激发，经济因素对农户子女教育投入的约束趋于弱化。但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效应尚属于初步的和阶段性的，农村义务教育既有的许多问题并未随着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而自动退出舞台。各级政府需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构建和完善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危机冲击与家族企业海外投资——来自中国香港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提出后,许多学者在分析家族企业风险性决策时大多都是以社会情感财富这个单一的非经济目标作为决策依据,而忽略了经济目标在风险性决策模型中的重要性。文章针对这种单一决策目标的模型,基于企业经营的时间维度与目标类型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到社会情感财富与经济目标的家族企业决策框架。基于2001-2016年中国香港本地制造业公司数据,文章重点考察了2003年发生的局部跨域SARS危机与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家族企业海外资产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进行海外资产投资的动力往往更低。另外,不同的外部危机将对家族企业的海外资产投资产生显著的差异化影响。SARS危机冲击弱化了家族控制与海外投资的负向关系,即局部跨域危机来临时,家族企业为了持续发展将会加大其海外资产投资以获得潜在的风险性收益;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则强化了家族控制与海外投资之间的负向关系,即全球性金融危机来临时,家族企业为了生存将会缩小其海外资产投资规模。文章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虽然家族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但局部跨域危机情境下的家族海外投资却显著改善了企业绩效,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海外投资则更加恶化了企业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