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效应应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考察:规模、结构、技术、市场效率和环境政策。通过运用Panel-Data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2000-2006年工业污水排放进行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技术效应和市场效率效应则减少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政策效应减少了东部地区的污染,但增加了中部和西部的污染。总的来看,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效应对东部有积极的影响,对中部和西部则有负面影响。     

我国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而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更是倍受关注。本文在对中外学者有关该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建立计量回归模型,以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采用1991-2004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对我国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贸易自由化的规模及结构效应为负,技术效应为正;而综合环境效应是积极的,即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减少污染排放量,有利于我国环境状况的改善。     

全球化带来的环境效应研究

文章围绕着制造业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全球化的贸易数据,主要从经济企业规模结构和技术应用,来分析全球化对我国环境产生的利弊。有关研究表明,即便我国对外出口贸易集中在污染密集型企业,但由于新型国际分工日渐明确深入,具有全球化生产网络特点的清洁行业比例迅速增长。因此,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量高幅度增长而污染物排放量低,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结构效应带动了环保技术的提高。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Panel-data模型方法,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建立联系贸易与环境污染的一般均衡模型,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并用我国各省的二氧化硫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加剧我国环境的恶化,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改善我国的污染水平。结论是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     

外资与内资对我国大气污染影响的比较分析——基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经验分析

以2002-2012年我国省域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经典的Grossman分解模型中纳入环境规制效应,并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按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进行分类,然后实证分析了内外资对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外资给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带来了正的规模效应、负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而内资则带来了负的规模效应、正的结构效应以及负的技术效应;与内资相比,外资仅在结构效应上占优。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假说",但并不支持"污染光环假说"。     

我国工业CO_2排放影响因素差异性研究——基于高耗能行业与中低耗能行业

采用改进的指数分解法LMDI对我国1994—2003年工业高耗能行业与中低耗能行业CO2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结论表明:工业经济增长效应和子行业结构效应对两类行业CO2排放分别起到加剧和减缓的作用;高耗能能源强度效应经历了从加剧CO2排放到抑制CO2排放的转变,而中低耗能行业相应值在整个样本期都起到减排的作用;子行业能源消耗结构效应对高耗能行业起较小的减排作用,对中低耗能行业起加剧的作用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CO2排放系数效应对两者影响都较小。     

贸易与环境质量: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贸易与环境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广泛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现有相关文献多是将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测算我国部分经济要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缺乏对主要经济要素的环境效应的系统分析。根据我国1990-2009年间(除西藏以外29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揭示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主要经济要素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不同;对外贸易对环境质量影响的规模-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均为正;由对外贸易而引致的经济结构有双重环境效应,即污染天堂动因的积极环境影响和要素禀赋动因的消极环境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     

贸易对中国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和总效应——基于1992—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1992—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贸易影响环境的结构效应和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考察贸易对中国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来自贸易自身的结构因素,还是来自贸易所引起的其他经济因素变化。结果显示:除工业固体废弃物外,贸易的结构效应和总效应均提高了污染物的排放量;不同地区贸易—环境结构效应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相对收入较低地区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亦较小,贸易—环境结构效应较大的地区相对收入均较高。     

基于LMDI的我国工业行业二氧化硫排放影响因素分解

基于2001—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采用LMDI(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分解技术构建行业规模、行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技术效应四个影响因素分解模型,揭示这四个影响因素对我国工业行业SO2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2001-2012年,行业规模扩张是导致SO2排放继续增长的主要原因,SO2排放增长71.2%,达到3853.43万t;治理效应和能源强度减排SO2效果明显,分别减少排放26.6%和17.80%,短期内仍是SO2减排主要贡献因素;行业结构调整促使SO2排放经历了从正增长到负增长的转变,减排量和减排潜力较大。不同时段中,2001-2004年,行业结构和行业规模增加SO2排放;2001-2004年、2005-2008年和2009-2012年,治理效应和能源强度促进SO2减排,排放量呈明显下降的负增长趋势,行业规模呈现下降的正增长趋势;2009-2012年,行业结构的SO2减排效果最好,其它两个时段减排效果欠佳。未来要实现我国SO2减排目标,在短期内工业行业应继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靠先进技术,改善能源使用结构,在长期应加快工业行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中国对欧盟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基于中国“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再检验北大核心CSSCI

运用2005—2016年中国对欧盟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比较优势对一国国际贸易专业化分工的引擎作用,从两个维度验证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均不高,"污染避难所效应"尚未在中国实际凸显,但工业行业碳密集型程度与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分别对其出口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正向与负向影响,故在中国工业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下,即使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目前尚未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也面临"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潜在威胁,须引起重视。为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在中国产生,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推进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培育低碳导向的产业共生系统,以降低各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二要改革政绩考评导向、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结构,协调消费、生产与碳减排的关系,以进一步加大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并强化执行效果。     

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是否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基于地级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5-2010年中国25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所引致的结构效应对中国三类地方性污染物排放量及其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提高有助于降低烟尘的排放量,而对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量以及三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也都存在负向影响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从弹性值来看,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普遍较小,而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技术效应、直接结构效应以及经济活动强度是影响各类污染物排放水平的主要因素。"通过引入交叉项进一步识别决定贸易结构效应的比较优势来源,结果发现,对于二氧化硫和烟尘指标,存在贸易开放带来的污染避风港效应,但由于同时存在要素禀赋效应且更甚于污染避风港效应,最终使得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非恶化,不过其影响很有限;而对于废水指标,却发现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相悖的证据。"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非恶化,不过其影响很有限;而对于废水指标,却发现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相悖的证据。     

环境规制影响了我国中间品出口吗——来自中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将贸易部门分类与工业分类体系匹配,重新归并了23个制造业行业,并基于中美1998～2010年行业面板数据,分别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两种环境规制指标,在考虑外资开放度、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平均规模等变量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间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以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分别度量环境规制水平,二者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对美中间品的出口,其中对清洁行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污染密集型行业;TFP提升和外资流入促进了清洁行业的中间品出口,企业规模则不利于其出口;而外资流入和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污染密集型行业中间品出口。     

内资和外资:谁更有利于环境保护——来自我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内资和外资工业部门在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三种污染物上的污染排放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废气的结构效应和固体废弃物的技术效应上,内资工业部门比外资工业部门更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在废气的技术效应、废水的结构效应和固体废弃物的规模效应上,外资工业部门比内资工业部门更容易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存在,从而蕴含着相应的政策涵义。     

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源于中国工业证据

文章基于改进的出口贸易碳排放效应理论模型,采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构建了变系数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对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实证结论显示:工业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比较显著,行业规模、贸易结构、市场化程度、出口依存度对二氧化碳排放量既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作用;不同行业碳排放效应的强度与方向存在明显差异;减少碳排放的根本出路在于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市场效率、合理调整出口贸易依存度、科学管理出口贸易。最后,就我国如何深层次参与国际气候制度建设,减少与贸易相关的碳排放,促进我国工业行业出口贸易低碳化、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应对思路与政策启示。     

我国污染密集型工业品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

在拓展现有贸易环境效应分解模型的基础上,明确了技术效应的重要性,并以我国污染密集型工业品贸易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我国此类进、出口贸易在实现正向技术效应的条件下均可有利于国内环境改善,但出口比进口实现正向净效应的难度较大、正向净效应也较小。净效应的大小因进、出口过程中清洁生产技术溢出渠道的差异以及产业自身技术水平、R&D及人力资本存量等的不同而异。     

对外贸易减排效应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以工业废水、废气、COD、SO2的排放量作为因变量来衡量污染物排放,对Antweiler关于贸易环境效应的回归方法进行改进。利用北京市1994年～2008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计算外贸对GDP的影响因素,推导外贸所引致规模效应为正(即污染物排放增加),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负,而总效应为正。外贸的快速发展能改变贸易结构、引进先进技术从而减少污染排放,使北京市环境质量趋向好的方向发展。最后,对三种减排效应进行成因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应     

外贸冲击对工业行业增长传导效应研究——基于行业用电量的VAR分析

当前,贸易冲击依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利用全国工业分行业用电量,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进出口贸易冲击对各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冲击只对一般工业行业产生显著性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贸冲击的响应快于重工业;出口冲击对行业普遍产生正向影响,进口冲击会先产生负向、后出现正向影响;出口冲击的传导效应主要从上游到下游、进口冲击的传导效应主要从下游到上游。     

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与环境效应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本文研究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经济与环境效应,尝试从经济、贸易与环境利益综合平衡的角度为中国的FTAAP战略提出建议。量化突出了削减非关税措施(NTMs)的影响,在GTAP9数据库基础上,通过CGE模型,开展多种"政策试验"。研究结果表明:FTAAP能够带动中国和区域内多数经济体贸易额、GDP、社会福利等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增长;FTAAP对于中国的环境影响由规模效应主导,总体上增加污染排放,但削减NTMs方案情景和自由化中方案情景的结构效应可以促进中国行业结构优化,有助于减少多种污染排放。中国应积极推进FTAAP的建设与积极推进,将其作为实现在亚太区域经贸利益的重要抓手。中国不应排斥甚至应积极推动在FTAAP条文中设置环境条款和章节,在实现经贸利益的同时兼顾环境利益。     

我国工业进出口含污量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投入产出和LMDI的我国工业废气排放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5~2010年投入产出表测算工业部门三类大气污染物(SO2、工业烟尘、工业粉尘)的进出口含污量。结果显示,就这三类污染物而言,我国工业出口含污量均大于进口含污量,我国负担了额外的环境成本。但是,出口和进口的含污量都在大幅度下降,经过因素分解,发现技术进步因素对贸易含污量的减少作用超过了贸易规模因素对贸易含污量增加的作用,贸易结构因素的作用还比较小。因此,要加大清洁生产技术的使用,降低单位污染排放,同时要优化产业和贸易结构。     

中国贸易开放对碳排放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贸易开放影响环境污染的"三效应假说"为理论依据,运用修正的GML指数法将2000-2010年中国省级的碳排放分解为经济规模变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和投入产出结构变动三个部分,然后在控制变量内生性、时间趋势等因素的基础上分别对贸易开放进行回归,以检验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总体上增大了碳排放,主要源于正的技术效应,其次源于正的规模效应;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为负,但不显著;由于环境规制力度的中外差异,贸易开放通过恶化技术效率与前沿技术水平两种路径引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从而形成正的技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