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条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研究(上)

资本市场发展对以实物经济为背景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特征,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使货币供应投放要兼顾资本市场对货币供求变动的影响,因而强化了货币政策实施的前瞻性要求.本文分析了资本市场对货币供求和传导的作用机理,并就如何改革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提出了建议.     

资本市场条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研究(下)

资本市场发展对以实物经济为背景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特征,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使货币供应投放要兼顾资本市场对货币供求变动的影响,因而强化了货币政策实施的前瞻性要求.本文分析了资本市场对货币供求和传导的作用机理,并就如何改革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提出了建议.     

论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以实物经济为背景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着重分析了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政策工具以及传导机制的影响，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资本市场条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研究(上)

资本市场发展对以实物经济为背景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特征,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使货币供应投放要兼顾资本市场对货币供求变动的影响,因而强化了货币政策实施的前瞻性要求。本文分析了资本市场对货币供求和传导的作用机理,并就如何改革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提出了建议。     

资本市场条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研究(下)

资本市场发展对以实物经济为背景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特征,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使货币供应投放要兼顾资本市场对货币供求变动的影响,因而强化了货币政策实施的前瞻性要求。本文分析了资本市场对货币供求和传导的作用机理,并就如何改革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提出了建议。     

资本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一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和市场条件,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资源配置格局及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以实体经济为主要调控对象的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作用渠道和实施效果受到了显著影响,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加大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研究.本文分析了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机制及影响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诸多因素,提出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完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     

论中国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结构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股票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后,股票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其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具有自己的机理,结合中国实际探讨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机制,对于货币当局拓展货币政策传递渠道,充分发挥货币政策效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国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央行经历了从宽松的货币政策到现在的适度收紧的货币政策,可就在这一系列教科书般的调控背后,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和不成熟性,进而对疏导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提出对策建议。     

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体系的影响

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兴起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已逐渐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并对传统统的货币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从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工具、效果等方面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提出了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传导机制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但我国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传导渠道却不通畅,财富效应、q效应等难以发挥作用,导致货币政策效应低.只有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与改革,扩大市场规模,改革货币政策运作体系,才能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技术分析

随着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及其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必然受到股票市场发展的影响,同时股票市场也逐渐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本文首先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股票市场的关联机制进行分析,然后运用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技术等计量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股票市场已经成为传导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渠道,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要考虑股票市场。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sset Price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n China

By testing 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the bond market and the impact of the bond market on the real macro economy using different empirical method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ond pric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China’s monetary policy.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monetary policy has power over bond yield fluctuations, while the bond market has a relatively limited impact on the real macro economy. Short-term bond yields have relatively significant transmission effects on some output variables, such as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while the influence of long-term bonds is not significant.     

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我国资产价格,美联储加息会降低我国债券和股票回报,降息则会提高债券和股票回报。将美联储货币政策进行细分后发现,预期到的货币政策调整对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回报都有显著影响,而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调整和前瞻性指引只影响债券市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未预期到的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和前瞻性指引还会加剧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对于投资者提高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以及货币当局完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和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货币扩张、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本文构建了一个刻画实体企业在流动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权衡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创新性地将货币扩张的宏观因素引入微观模型,推演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变量,但都卷入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机制中,然而驱动效应的表现形式要比已有文献的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均是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货币扩张表现为直接抑制和间接促进两种效应。进一步引入宏观风险因素和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则给出了更为细致的信息:货币因素可能通过宏观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和风险规避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金融资产占比层面的金融化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层面的金融化则受到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他类型企业的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     

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

本文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为样本,研究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人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发行增加人均0.31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的发行并无显著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只在中西部省份存在,东部地区并未发现这一机制。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借新还旧现象也正在显现,并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金融体系研究

金融体系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货币渠道过程是通过金融市场从货币政策冲击到市场零售利率的价格传导过程,信贷渠道是通过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的数量传导过程。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该考虑区域金融差异的客观事实。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共同支持宏观经济稳定

货币政策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但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忽视金融风险,并不足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近年来中国提出双支柱宏观政策框架以支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首先提出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框架,强调应该注重两类政策目标的协同与矛盾、政策传导渠道的相互交叉与影响、冲击类型与开放条件的差异等,从而保证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应。接下来,我们建立了一个DSGE两国模型,作为分析双支柱宏观调控稳定宏观经济的案例研究。研究表明,第一,金融冲击下,货币政策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且随着汇率制度从固定转向浮动,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会明显加强。第二,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以跨境资本流入税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有效遏制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机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验证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第三,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有关,当汇率灵活性水平较低时,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果更好。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股市渠道——基于宏微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的经济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股市渠道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现阶段货币政策传导在股市渠道的第一个阶段是有效的。但是,货币政策的传导在第二阶段从整体来说并非有效。文中构建的宏观模型和微观模型的结论得到了相互印证,增强了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最后,文章对疏通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股市渠道提出了政策建议。     

混频数据信息下的时变货币政策传导行为研究——基于混频TVP-FAVAR模型

现实经济环境中,货币政策操作受到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信息的共同影响.如何基于混频大数据信息分析货币政策行为机制是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混频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MF-TVP-FAVAR)模型.基于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等多维度混频数据信息的实证结果表明:首先,MF-TVP-FAVAR模型在宏观金融混频数据中提取的金融形势指数(FCI)能较好地表征宏观经济先行趋势,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前瞻性信息.其次,混频TVP-FAVAR模型可以捕捉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的高频时变特征.与货币供应量相比,利率传导对产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利率传导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愈发畅通,而信贷传导机制因财政政策搭配等问题日渐受阻.再次,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受到经济周期影响,无论产出效应还是价格效应,经济上行时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都比经济衰退时期更加通畅.价格型和数量型传导机制在经济下行时的作用效果均会减弱,但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最后,货币政策对FCI的冲击响应具有时变性,说明金融市场信息冲击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结构性的动态影响.货币当局制定尤其是微调货币政策时应及时评估金融市场信息冲击的影响.     

Credit Markets and the Propag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Shoc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pag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shock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credit in an economy. Models of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ypically feature responses that last for a few quarters contrary to wha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o propagate the impact of monetary shocks over time, these models introduce adjustment costs by which agents find it optimal to change their decisions slowly. This paper presents another explanation that does not rely on any sort of adjustment costs or stickiness. In our economy, agents own assets and make occupational choices. Banks intermediate between agents demanding and supplying assets. Our interpretation is based on the way banks create credit and how the monetary authority affects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through its monetary policy. As the central bank lowers the interest rate by buying government bonds in exchange for reserves, high productive entrepreneurs are able to borrow more resources from low-productivity agents. We show that this movement of capital among agents sets in motion a response of the economy that resembles an expansionary phase of the 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