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关系分析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40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多个股东分享控制权的治理机制能有效抑制第一大股东的侵害行为,从而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在对大股东的性质作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具体来说,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最低。同时,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控股股东持股比率、股权制衡与控制权私人收益研究

文章从控股股东持股比率和股权制衡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控制权私人收益。通过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样本研究发现由于股权制衡的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率与控制权私人收益呈现倒U型形态,即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先随着其持股比率的上升而上升,后随着持股比率的上升而下降。     

公司价值、控制权风险与控制家族股权比例调整

股权结构是股东竞争的均衡过程,是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结果。控制家族作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主导方,是如何进行股权比例调整,实现股权结构的优化呢?文章基于控制权理论分析,认为公司价值与控制权风险是影响控制家族股权比例调整的关键因素,并选取2008—2013年家族上市公司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1)在控制权稳定的前提下,家族企业的公司价值越高,市场套利空间越大,控制家族越有倾向稀释股权;然而,公司价值并没有引起控制家族增强上市公司的股权。(2)当面临较低的控制权风险时,控制家族倾向于稀释股权;当面临较高的控制权风险时,控制家族会增加股权以巩固控制权地位。     

大股东减持、股权转让溢价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的数据,对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减持的股权转让溢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均通过减持获取股权转让溢价,但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水平显著高于非控股股东,减持成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一种新途径.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受控制权程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和公司资产管理效率的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程度与股权转让溢价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经营绩效与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本文建议加强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行为的监管,并积极推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     

股权分布状况对公司治理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股权分布状况决定了公司治理中各个股东权利分配状况和权利实现的难易程度,进而从根本上影响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并最终会影响公司治理效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较高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的降低和公司会计业绩及其市场业绩的提升,但却不能有效抑制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引发的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股权制衡度除了对公司市场业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外,基本上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未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高管公平性偏好、私人控制权收益与公司价值——来自A股上市公司行业基准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将其私人控制权收益在同行业内做比较时所产生的公平性感受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揭示了高管公平性偏好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及控制权收益-公司价值敏感性较高,而额外控制权收益的分布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大,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小;而家族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小,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大。(2)控制权收益绝对额与额外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方向相反。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显著降低公司价值,而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显著提升公司价值,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则显著降低公司价值。     

控制权转移、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股份制改组中片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本文研究了控制权转移后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这将为我国今后的产权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很好的经验证据。本文研究发现：（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转移后的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呈明显的U型关系；（3）在股权制衡中，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负相关。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以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中国电子信息行业118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及非线性模型分别对样本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不显著的倒U型二次非线性关系;股权过度集中不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当公司拥有相对较大的控股股东,同时还拥有其他较大的股东时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股权制衡、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

文章以2000年～2004年399家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大股东控制力过强会削弱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股权制衡程度与管理层持股水平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绩效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大股东受到相对制衡的公司更显著。结论暗示在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几个能够对大股东作出有效制衡的股东能够促使公司完善监督机制,增强管理层激励效应,提高公司绩效。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股权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体现,控制权是股权结构的延伸和具体反映,二者制约和影响着公司治理。最新统计发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股权制衡度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度偏高,在公司控制类型上以小股东控制为主,金字塔式结构是主要控制方式。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及控制权特征使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权利配置失衡、公司治理效果弱化、中小股东利益易受侵害。因此,有必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大股东控制、机构投资者治理与公司绩效——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国家控股与控股集中的特殊制度背景是引发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代理冲突的导火索,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本文基于上述治理环境,以控制权结构为研究载体,利用2005—2008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1)无论在国有和非国有公司,机构制衡均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但这种制衡效应在非国有公司更为突出;(2)在国有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但在非国有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线性关系;(3)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持股对国有公司的倒U绩效影响受制于公司控股集中度,随着控股股东控股比例提高,机构持股的边际效应增大。本文证实了机构投资者对于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公司控制权结构对于机构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加强公司内在环境的治理是促进机构投资者发挥新兴作用的关键所在。     

国有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的特征分析

所有权结构是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切入点。文章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行业领域及股份类别等多个角度研究国有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得出了国有股东"一股独大"现象得到改善却依然显著存在的结论,揭示了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不断降低、股权制衡不断加强的演变规律,发现了"一股独大"将降低其他各大股东的持股意愿、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降低有利于形成股权制衡的特点。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如何将决定公司控制权的分布,决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股东持有的股权份额不同,会影响股东参与公司事务的激励和能力,因而对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和公司价值都会有影响。文章介绍了国内外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成果;分析了英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征和形成的原因;研究了英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特点和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最后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提出了建议。     

股份全流通、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理论研究

对已有文献的回顾表明,大多数研究认为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责任大股东能够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较好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在股权分置时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最基本的特征是股权高度集中,并且居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国家股、法人股不可流通,由此引发了公司治理的一系列缺陷.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实现了股份全流通和股权的逐步分散化.这些变化在根本上有利于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和提升绩效,但是具体效果还取决于法律对股东利益保护、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制度性因素,并且对不同行业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股份全流通虽然能抑制"控股大股东控制"问题,但是如果出现原有责任股东快速退出和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可能引发新的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并损害股东价值.     

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与投资者利益保护

：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状况的不同,本质上可以归因于各国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差异。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持有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可以获取控制权的私有收益,而这是不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我国的股权分置状态放大了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现有法律体系下,终极控制股东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依然存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相较于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高。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股权质押引起的掏空行为发挥着中介作用,还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股价崩盘风险较高、上证A股指数较低、熊市年度组、信息质量较低组更加明显,这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起的掏空行为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引起的。最后,本文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     

控制权利益与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

本文从大股东控制权利益的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权稳固的公司负债比率较低,大股东控制权不太稳固的公司负债比率较高,总体上,公司的负债比率与大股东控制权的稳固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公司需要从外部筹集资金时,大股东控制权稳固的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大股东控制权不太稳固的公司偏好债务融资。这些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并非单一地偏好外部股权融资,上市公司对债务融资或股权融资的选择,是大股东出于控制权利益的考虑,在不同的融资方式对保持控制权和控制权价值的大小所造成的影响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     

后股权分置时代控股股东减持与上市公司的价值关系——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

笔者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例,实证研究控股股东减持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还是非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减持都可以提升上市公司价值。但是,国家控制公司控股股东减持所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提高低于非国家控制公司价值的提高。控股股东减持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化,对其应该进行正确的引导,既有控股股东又有制衡股东的股权结构应该成为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方向。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股权集中度是指公司股东因其持股比例不同而使得上市公司表现出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状况,是评价公司股权分布状态及该公司的发展状况是否稳定的重要指标。股权集中度既包括上市公司排名前几位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也包括控股股东持股数与小股东持股数之比。由于股份公司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的大小享有相应的权利,因此,持股比例的多少也就决定了股东对公司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大小。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对企业控制权进行分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监督,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而影响企业的治理效率及经营业绩。一方面,合理的股权集中度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业绩的前提和基础,可以作为法律对股东保护不足的一种替代;另一方面,过高的股权集中度又可能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对小股东的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