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协调配合的调查和建议

本文通过梳理当前陕西省及国家财政与金融协调配合的各项政策法规,总结全国部分省市财政金融配合的典型做法和经验,研究财政金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突出积极探索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进一步加强财政金融协调配合的新途径,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支持作用,促进陕西省经济快速发展.     

论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六大金融支持

“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需要金融的有效支持,其中,不同层面的金融体系对“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各自不同的支持作用：政策性金融是基础与先行者,互联网金融是新机遇与新模式,健康持续发展的资本市场具有稳定器与提供红利激励的作用,良好的保险服务是保障与护航者,亚投行是国际金融支持的重要平台与杠杆,丝路基金则是我国金融支持的首秀与导向。六大金融支持之间并不是分割的,应互为支持、互为保证、互为促进,从而形成“1+1+1+1+1+1>6”的整体支持效应。     

“一带一路”战略下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与财政困境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财政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陷入了财政困境.本文梳理了“一带一路”战略下18个省区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现状,描述了财政“新常态”的特征,着重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下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发现地方政府面临较重的财政赤字压力,而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投融资体制都是造成财政困境的制度因素,最后提出了合理制定“一带一路”战略的优惠政策、以财权事权的对等规范央地关系、大力推广PPP项目充分以及发挥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等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检验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SBM-NDDF-GML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介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随时间增长,并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数字金融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表现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另外,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以“蓝黄两区”为例

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理论,选取“蓝黄两区”1978—2011年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相关历史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了“蓝黄两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效果。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蓝黄两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金融发展没有很好地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基于实证检验结果,“两区”金融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和金融制度性缺陷。可从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等方面提高“两区”金融支持能力。     

构建我国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生态体系——温州模式研究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最富有创造力和活力的微观主体,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不断从财政、金融和科技等方面加大投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然而,随着各部门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其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碎片化的特点,导致政策措施难落地,执行上缺乏主动性,实施效果不明显等现象。因此,文章从温州实际出发,通过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生态体系的分析,提出中小微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以金融科技为抓手,构建“财政+金融+科技”协同生态体系,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激发金融机构的主动性,不断提升财政、金融的协同效率;继续探索民间融资制度,培育和扶持一批“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绿色供应链金融发展实践及政策建议

实现“30·60”目标,需要供应链、产业链的协调配合,供应链、产业链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源支持。鼓励中小微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带动中小微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绿色供应链金融这个加速器不可或缺。本文梳理我国绿色供应链金融实践现状,发现政策体系已构建成熟、评价体系已有相关探索、“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发展模式已广泛推广、政策牵引作用较明显,但同时存在政策体系可进一步优化、评价体系发展未成熟、银企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问题,通过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绿色供应链金融发展经验,建议从建立绿色认定标准体系、加大财政金融扶持力度、构建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着手推动我国绿色供应链金融发展。     

农民收入与金融、财政支持的实证分析——基于SVAR模型的检验

本文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方法,对陕西省1978年～2011年财政支持、金融支持、金融效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金融支持对农民收入正相关,而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负相关,对农民增收形成抑制,据此提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路径选择。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8—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并且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增速最高;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当采取过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通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加深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财政金融思想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财政金融思想是 :在财政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主张“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 ;在财政收入上特别重视税收 ,提出税收以简化税制、合理负担为原则 ,对不同经济成分、不同行业、不同纳税人的税负标准则以既“一视同仁”又“有所不同”为原则 ;在财政支出上提出“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主张以“取之合理 ,用之适当”和“厉行节约”为原则 ;其金融思想 ,最为突出的观点是强调金融的统一和稳定     

财政分权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前,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资金流向发生改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不断下降等问题。资金在逐利的本质下,不断涌入虚拟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出现背离。这不仅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使得实体经济出现“空心化”,缺乏增长动力。文章首先测度了中国各省份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直观阐释各地区的效率情况。进而根据设定的面板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程度,探讨其在不同地区作用差异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把握好财政分权的“度”,打破金融集权的垄断局面,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缩小区域效率差异等对策建议。     

城市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金融发展传导效应——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活跃的金融部门，对绿色TFP的提升有关键作用。然而，城市作为现代经济的载体，如何通过金融发展的传导效应影响绿色TFP，现有研究往往语焉不详。本文理论分析了城市化对绿色TFP的直接作用及通过金融发展的间接传导效应，并借助"一带一路"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化对绿色TFP有着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影响。通过金融发展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规模的间接传导效应，城市化进一步恶化了绿色TFP的增长。门槛效应表明，城市化在以资本市场衡量的较高金融结构下，对绿色TFP有正向的传导效应，而金融效率、金融规模则不存在这一促进机制。一方面，应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破解当前城市化自身对绿色TFP负向影响的核心。另一方面，随着金融部门的日益重要，应把发展资本市场作为优化改善金融结构、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的重点。     

“十一五”时期辽宁财政支持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思路与对策

“十五"以来,辽宁省各级财政以振兴老工业基地为主题,积极探索,扎实工作,较好地支持了和谐辽宁建设。本文在分析总结“十五"时期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的政策取向和工作措施。一、“十五”时期辽宁财政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工作实践1·拓展对基础教育的保障范     

财政支农与金融助农促进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

本文基于2010年-2019年全国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财政支农、金融助农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表明,财政支农与农村金融的深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呈现区域异质性特征.其中,西部地区省份财政支持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显著,东中部地区金融助农效果更佳;财政金融助农增收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越第一门槛值而低于第二门槛时,财政支农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会减弱但仍然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越第二门槛时,金融助农增收的效果凸显.此外,农业GDP占比高的省份及地区农业产业布局优良有助于农民增收;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可能增加就业压力,对增收产生抑制作用.     

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政策建议——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

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有很大的影响,为此,本文基于2005--2010年衡量科技金融的四项指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针对财政科技投入、银行科技信贷、科技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支持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计算分析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和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科技贷款和科技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影响相对较低。基于此,为促进我国科技金融体系的发展,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议：增加国家财政科技投入,促进财政科技贷款的合理配置;着力扩大科技信贷支持力度,构建科技银行信贷风险分散体制;促进科技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协同发展。     

构建我国绿色财政体系的战略思考

绿色经济的发展走向决定着绿色财政的发展走向,而绿色财政体系的建立又将深刻影响绿色经济发展。本文对绿色财政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全新的界定,着重分析了绿色经济呼唤绿色财政的发展趋势,明确提出了构建绿色财政体系的战略思路。     

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以辽宁为样本的分析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支持养老服务业高水平发展是当前我国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增长,将养老压力变为经济增长动力。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业整体推进较为迅速,但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辽宁为样本,分析养老服务的基本情况,系统梳理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立足于国家整体政策取向和辽宁省实际情况,以充分发挥养老服务体系财政支持政策的引导效应为切入点,寻求完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与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支持养老服务业的实现路径,充分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提升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     

改革以来中国财政支农效率的实证分析

改革以来,财政支农效率低下已是不争事实,但理论界对其主要成因尚缺乏前瞻性研究成果。本文基于1978~2005年统计数据,从定性与定量两方面对中国财政支农效率作出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改革以来,财政支农效率低下且与金融支农积极性不高互为表里。本文认为,单纯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是不够的,必须整合财政和金融两股支农力量,使二者发挥各自支农比较优势,实现既提高财政支农效率又放大支农资金规模,从而大幅提升资金支农的整体能力。     

江苏财政协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动因、绩效与改革路径

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根本路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单一的财政手段或单一的金融手段都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绩效,财政工具与金融工具互相取长补短、协调配合,共同支持科技创新,成为科技政策的主流范式.江苏在财政协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因此,必须以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系统探索财政协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基本路径与推进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