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溢出效应对陕西省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0年到2010年陕西省统计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FDI产生的溢出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FDI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产生的溢出效应会使生产性服务业增长0.43个百分点。由此提出通过FDI溢出效应这一渠道来提升陕西省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建议,如增强经济实力,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市场环境,建立企业集群等。     

FDI溢出、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

当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转向国内生产部门或建立新企业时,FDI内生的技术溢出将成为可能,而新企业的建立需要向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因此,金融市场将起到FDI溢出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结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通过模型分析和数据检验,本文认为,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人力资本学习水平上升进而导致其建立新企业的努力,意味着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增加FDI的边际社会产出,FDI的溢出效应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     

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深化程度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设定一个金融深化程度函数,并将其引入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证明了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也表明,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从实践来看,相对于我国现有的外资规模,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滞后是造成FDI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而且,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FDI溢出效应跨区域差异和阶段性变化的重要原因。文章最后针对如何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以获取正向FDI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FDI的溢出效应与技术创新——文献综述

本文根据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关于资本的两缺口模式,分析了我国目前引进FDI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关于FDI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FDI的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抑制和有条件地促进三种作用.研究FDI作用于东道国技术创新的控制变量时,容易采用东道国贸易制度、金融环境、政策以及引进FDI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FDI作用机制的阀值或是"门槛".     

FDI对辽宁省房地产业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 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辽宁省房地产业作为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之一,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房地产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更重要的是通过FD I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内资房地产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的提高。在Feder（1982）提出的外溢效应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近年来辽宁省房地产行业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并就实证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FDI技术溢出机理及影响因素探析

文章探讨了FDI技术溢出机理,分别就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包括东道国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市场竞争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还从产业引进与培育、制度建设及人才战略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更好发挥FDI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技术进步。     

FDI技术溢出途径下的溢出拦截机理及对策

基于FDI技术溢出途径和机制,立足于技术属性的视角,从技术复杂性、技术隐性、技术成熟度和政策因素四个维度,探索了不同技术溢出途径和机制的影响因素,并审视了跨国公司可能作出的反应。研究表明:开放市场与提高学习能力应统筹兼顾。传统制造业主要以低成本嵌入发达国家采购商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政府应支持和鼓励其本土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与国外大型采购商、主导企业合作与联系。对FDI所进入的行业进行评估,以免形成外资垄断。运用上述研究成果,文章对我国种业和汽车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     

技术创新对FDI溢出效应的传导——基于中国信息通信企业的研究

通过考察1996～2008年我国ICT行业内的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证实了FDI对我国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FDI和自主技术创新都促进了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FDI对内资企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内资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实现的。     

FDI技术溢出途径下的溢出拦截机理及对策北大核心

基于FDI技术溢出途径和机制,立足于技术属性的视角,从技术复杂性、技术隐性、技术成熟度和政策因素四个维度,探索了不同技术溢出途径和机制的影响因素,并审视了跨国公司可能作出的反应。研究表明:开放市场与提高学习能力应统筹兼顾。传统制造业主要以低成本嵌入发达国家采购商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政府应支持和鼓励其本土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与国外大型采购商、主导企业合作与联系。对FDI所进入的行业进行评估,以免形成外资垄断。运用上述研究成果,文章对我国种业和汽车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     

区域金融规模、效率及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规模、效率)联系紧密。我国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全国状况或者一个省区状况,本文则将研究视角定位于经济圈,选择我国FDI集中流入的长三角经济圈作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量和质两个维度,对长三角经济圈的金融规模、效率对FDI溢出效应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实证分析和检验的结果发现:长三角经济圈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反而抑制了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而金融市场效率的改进所产生的效果则刚好相反,即能够显著放大FDI对区域经济的正贡献率。     

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吸收能力的门限特征——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流入在不同地区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门限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若干吸收能力因素以及FDI技术外溢影响的门限特征,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地区经济结构等方面测定了引发积极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FDI技术溢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基于中国制造业1999～2007年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时,通常假定他们的一部分技术会转移至东道国的企业里。但是,经验研究还不能为这种正的溢出效应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本文运用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2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横向和前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为正,且在统计上均非常显著。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发现,前向关联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后向关联仅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效应,而横向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     

FDI技术溢出与挤出效应——基于DEA与湖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湖北省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量和分解,然后我们分别建立FDI技术溢出测量模型和扩展Panama Teanravisitsagoo的绝对挤出效应模型,对湖北省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UR(似然不相关回归)加权的方法,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最终分别得出面板数据的技术溢出和挤出效应的变系数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首次得出湖北省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太明显以及FDI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FDI通过其资本积累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金融发展具有放大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一影响还比较小;"金融抑制"现象依然存在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经历了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后,"金融抑制"现象已有所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     

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78～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在一定水平下,对东道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外资数量的逐渐增加,其对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FDI进入初期的正影响最终转为负影响,研究还显示FDI在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本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有正影响。金融发展通过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

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除了国外直接投资对大型企业不存在空间外溢比邻优势外,国外直接投资对中、小型企业以及港澳台地区直接投资对所有规模的企业均存在一定的空间外溢比邻优势;外商直接投资拉大了东西部企业生产率的差距,其中港澳台地区直接投资对东西部大型企业的生产率外溢差异远大于国外直接投资,港澳台地区直接投资分布相对集中于东部以及其对大型企业表现出的比邻优势使其外溢效应出现明显的区域差异,这是导致东西部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外溢效应,加剧了我国大、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地位差异。     

上海市FDI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是全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全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高的城市之一。文章通过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Granger因果检验三种方法,对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层层论证分析,在计量经济学意义上没有发现上海的FDI和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文章建议:要充分发挥上海“增长极”的功能,需要对这些经济增长因素进行进一步优化。     

长三角区域自主创新及利用FDI的关系研究

利用FDI为引资地区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创造了一个高级的开放式创新平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吸引高质量的FDI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自主创新与利用FDI是相辅相成的。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长三角各省市的自主创新及利用FDI的协整关系,发现长三角各省市的自主创新和实际利用FDI之间既存在正的、也存在负的长期均衡关系。据此建议,加大高质量FDI引进力度,提升长三角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加强本土公司创新产出的成果转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