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结构偏差与农村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农村贫困减缓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基于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SCC-FE模型和门槛变量二元虚拟变量法,对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背景下,金融发展、结构偏差和农村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单一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均表现为减贫效应减弱,金融效率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转变为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减贫效应逐渐消失,较高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阻碍了农村贫困减缓。结合研究结论,发展普惠金融、培育农村人力资本和扶持乡村产业发展是农村贫困减缓的有效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 ——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面板Logit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缓居民主观贫困,对农村地区、低物质资本和低人力资本弱势群体的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更明显,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减缓作用高于东部地区,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益贫性特点.传导机制探索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减缓主观贫困,居民信心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主观贫困中起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基于产业结构的普惠金融减贫分析——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的重要国策,金融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且普惠扶贫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基于此,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各个省级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非线性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减贫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并且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加强;普惠金融在空间层面上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贫困减缓作用均显著。据此,论文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槛特征、加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和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论文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各类银行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地区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相对贫困的减缓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饱和程度、减贫效应大小等在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鼓励中小型银行在中、西部地区开发数字产品和线上业务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差异。未来,为了促进共同富裕,应进一步增加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鼓励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完善数字金融相关法律法规。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由空间溢出效应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相互作用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中介效应可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大于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而促进共同富裕。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要弱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和改善农民风险偏好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互联网使用和金融素养数字鸿沟的存在是造成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缓解效果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门槛特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程度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缓贫困还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门槛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显著增加。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贫困减缓 ——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测算我国各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在纳入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及门槛面板模型分析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减缓贫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在促进本地区贫困减缓的基础上,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减贫;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存在着双重门槛的非线性影响,一味追求包容性金融规模扩张反而会削弱对贫困减缓的促进效用.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失衡成为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常态阶段,通过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JP2〗本文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机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选取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传导路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将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拉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并且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以缩小区域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中国相对贫困减缓

基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信贷可得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以期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金捕获能力,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客户触达能力,促使城乡之间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破解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只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因地适宜改进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赋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 —基于SYS-GMM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2005~2016年我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系 统广义距估计（SYS-GMM）对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 论：整体上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且政策制度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产 业升级效应具有调节效应;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产业升级效应最大,西部地区 最小。此外,文章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倒U”型关系。基于结论提出 如下建议：实施区域差别化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完善普惠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普惠金 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普惠金融能否“赋能”以阻断返贫？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农户普惠金融指数和生计资本指数，运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测量方法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状况，检验普惠金融“赋能”以阻断返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农户尤其是非相对贫困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普惠金融可通过增加生计资本即“赋能”的途径以降低贫困脆弱性，且该中介效应对于相对贫困农户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较强的中介效应，普惠金融向生计资本的转化依赖于良好的家庭内外部环境。因此，在运用普惠金融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时，政府应注重创造良好条件来提升农户运用金融资本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阻断返贫。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2011—2021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建立实证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情况。结论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且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上述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另外,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数字普惠金融结构异质性、城乡居民异质性及区域异质性特征。     

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产业结构为中介变量,实证考察普惠金融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普惠金融对城乡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收入差距存在改善效应,对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扩大效应;金融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积极影响,但对以金融服务网点密度等指标衡量的金融服务渗透性的影响效果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