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从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两个方面动态地检验了省级政府发布的产业政策对当地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出台加剧了辖区内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并且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和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本文探讨了产业政策的发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出台并未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同时降低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融资结构对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信息技术企业的经验分析

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旨在鼓励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促使企业寻求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融资结构.基于2012-2015年87家信息技术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考察了融资结构对以信息技术企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和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信息技术企业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规模的增加,代表技术创新的企业研发投入也随之增加,且股权融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大于债权融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倾向于股权融资的融资结构有利于信息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     

银行业市场竞争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银行贷款是企业创新的重要融资来源,银行业市场的变化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环境.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银行市场竞争性的提高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企业规模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正向的影响,对大型企业存在负的效应.银行业市场竞争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因企业规模不同而不同,中小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明显,银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更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与会计稳健性

会计信息能够为宏微观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精准和有效的决策依据。"十三五"规划强调指出要"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完善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鉴于此,本文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为切入点,研究产业政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结果发现,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而且在非国有企业、年轻企业和低成长性企业中更加显著。另外,与一般性产业政策相比,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更大。基于作用路径的检验发现,产业政策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税收负担以及诱发非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的行为,从而导致企业会计稳健性的降低。本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提供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直接证据。     

用自己的钱还是用别人的钱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创新的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对创新融资存在显著的选择偏好?本文利用2006～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1)内源融资、外源融资对公司创新投资均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外源融资对创新投资的促进效应大于内源融资。(2)进一步考察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政府补助三种外源融资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可以发现,政府补助最能够显著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投资,股权融资的影响次之,债权融资则不明显。(3)政府补助对债权融资与公司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政府补助可以"刺激"上市公司通过债权融资提高公司创新投资。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创新融资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政府补助、融资结构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与门槛效应分析

采用2015—2019年中小板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基于融资结构视角,进一步应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政府补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且由于财务冗余以及资金使用偏好等因素的存在,该影响表现出滞后性与门槛异质性特点。当内源融资水平低于或等于0.353、债权融资水平与股权融资水平分别处于20.938—30.728、-0.357—14.489区间时,补助效果最佳。据此提出完善监督机制、优化补助政策、加大资本市场改革力度等提高政府补助使用效率的相关建议。     

产业政策能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一项资源消耗性活动,具有很强的资源依赖性。在我国,政府是配置经济资源的重要主体,产业政策是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有力措施。那么,产业政策影响了受支持企业的风险承担吗?本文基于我国制度背景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的企业相比,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的企业风险承担相对较高,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和贷款支持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在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在市场配置资源程度较低地区更强。上述发现为宏观政策("看得见的手")在市场机制下("看不见的手")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提供证据。     

企业规模与融资来源的实证研究——基于小企业银行融资抑制的视角

本文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和横截面Tobit模型,检验了企业规模对融资来源的影响。我们发现,企业规模越小,不仅银行融资占其总资产的比重越小,而且银行融资相对于股权融资的比例越小。与股权融资相比,银行融资对小企业更加抑制。不同于传统文献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由其自身因素所致,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小企业受到的融资抑制也与它们所处环境的宏观金融体系相关。     

私募股权融资对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私募股权融资是近年来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兴起并迅速发展的一种融资方式,目前,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成为与公开发行股权融资并驾齐驱的融资方式.本文从私募股权融资在我国的应用状况入手,以2007年进行过私募股权融资的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私募股权融资对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私募股权融资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产权性质、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连续3年披露研发支出的73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产权性质、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充分控制其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后,研究发现:第一,经营者持股和以股票期权为主的股权激励机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第二,民营产权弱化了经营者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第三,以股票期权为主的股权激励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未显著受到产权性质的约束。     

市场时机与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基于股权融资渠道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中国A股市场2004-2009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市场时机影响公司投资的股权融资渠道,并深入分析了市场时机影响上市公司投资的机理过程及经济后果。结果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显著市场时机影响公司投资的股权融资渠道,通过分析市场时机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发现股权融资渠道在缓解融资约束公司投资不足的同时也造成了非融资约束公司的过度投资。最后,实证检验表明,市场时机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实体+金融”:融资约束、政策迎合还是市场竞争?——基于不同产权性质视角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2005-2014年间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的实体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实体企业参股金融机构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按产权属性分组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支持"政府干预假说";对非国有企业,则支持"市场竞争假说"与"融资约束假说"。经济后果显示:实体企业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虽然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和降低了融资约束,却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业绩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检验还发现,实体企业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使得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非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以上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产融结合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非国有企业产融结合则表现为一种市场竞争压力和融资约束驱动下自由选择的结果。     

产业政策、信贷配置与企业商业信用供给

本文以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为背景,基于2006—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探究了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处于产业政策鼓励行业的企业,其商业信用供给水平更高,且产业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正向作用在具有禀赋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增强受扶持企业短期债务融资能力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且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产业政策下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行为越明显。本文在丰富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框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能的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本文以2006-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十一五”与“十二五”产业规划所处的时间区间内,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结果显示,产业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分别在非国有、小规模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分调整方向后发现,产业政策能提高资本结构向上调整的速度,但只有重点产业政策能提高固定资产比例较低的企业向下调整的速度。基于作用路径的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选择增加债务的方式来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重点产业政策提高了特定类型企业以增加权益方式向下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上述结果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债务融资方式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只有受到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特定类型的企业能够通过权益融资方式提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产业政策微观实施能否提升企业流动性决策的战略价值？——基于上市“高新认证”企业的证据

文章聚焦于高科技产业政策精准实施的微观机制及其经济后果。沿着从宏观政策到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思路，选取政府“高新认证”政策这一我国高科技领域产业政策微观实施工具，利用企业持有现金资产的市场价值衡量其流动性的战略价值，研究发现获得“高新认证”后企业持有现金资产的战略价值显著降低，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上述趋势重点体现在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小、外部资本市场压力大、潜在代理冲突严重、信息透明度低以及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文章通过解析产业政策微观实施的“黑箱”，解释了政府、制度、治理、市场、信息、创新等创新生态环境要素对宏观产业政策与微观企业流动性战略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提出精准实施产业政策既要优化配置外部创新资源，更要高效运用企业内部资源的观点。     

西部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与融资效率研究

本文运用了一元回归和多元回归模型的研究方法,选取了西部地区在创业板上市的25家企业。对它的融资方式与融资效率进行了研究。最终研究结果表明债权融资方式与股权融资方式相比对融资效率的影响更大。并且债权融资对融资效率的影响比股权融资对融资效率的影响要显著,最后以此结论为依据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中介效应分析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股权激励作为企业激励核心员工的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及影响机制一直是研究的焦点。通过对2006—202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作为中介变量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相比,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在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创新中起遮掩作用,阻碍了企业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企业用好股权激励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和选择创新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有企业IPO发行折价：基于政策信号理论的解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IPO发行折价是企业上市的一项重要融资成本。我们发现2002～2005年国有企业的IPO发行折价比非国有企业平均高出29.95%。已有文献大多从代理成本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则从政策信号理论出发探讨其原因。政策信号理论认为,国有企业较高的IPO折价是政府在私有化进程中主动向市场投资者传递的政策信号,表明维护长期股权价值的政策主张。我们发现,国有企业中政府私有化意愿较弱的公司IPO折价较高;国有企业IPO发行折价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股权控制链的长度显著负相关,这些关系皆不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此外,国有企业,特别是政府私有化意愿较弱的公司,发行后长期股权回报显著高于其他企业。这些证据都与政策信号理论一致,而不能完全被代理理论解释。     

监督抑或掏空: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其融资约束程度更高;区分不同兼任职务类别发现,与总经理纵向兼任高管相比,董事长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纵向兼任高管通过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加重了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低和兼任强度高的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程度更高.文章拓展了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是对其经济后果的有益补充,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小板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国际市场萎缩、国内市场变数加大,中国中小企业如何发展壮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政府及有关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企业绩效提升,而代理成本则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基于股权性质和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效应,进一步探索发现,融资约束对中西部及国有中小企业绩效并无显著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