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现金持有及其价值——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必然对微观企业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5～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及其价值的影响,并考虑了融资约束在其中的作用.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倾向于增持现金,但此时持有现金的价值会减小,这种效应在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企业融资约束——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为了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表现特征,本文选取后危机时期2009～2013年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不确定性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企业新增投资与内部现金流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总体上面临着融资约束,并且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后发现,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严重,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加剧其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大;进一步考虑政府控制的影响后发现,地方国有企业也面临一定的融资约束,不确定性的上升同样会加剧其融资约束,但是中央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不显著,不确定性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融资约束假说,同时也证实了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     

融资约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8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DID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约束总体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敏感,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有助于民营、小型企业减轻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加大企业融资约束而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产融结合战略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基于企业持股非上市金融机构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数据,从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两条路径考察产融结合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进行产融结合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更低;产融结合对现金持有水平的负向作用在民营企业中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大的环境中更加显著;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检验,发现产融结合降低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     

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创新效应——来自涉外经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汇率政策调整与微观经济主体无法准确预期汇率政策变化情况将形成“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本文以易受汇率冲击的涉外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汇率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汇率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涉外经营企业研发投资与未来专利产出提升,创新文本信息披露显著增加。汇率政策不确定性的创新激励效应在事前汇率风险更高、属于高技术产业、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汇率政策不确定性虽约束信贷规模,但会促使企业寻找替代性融资支持研发。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汇率波动微观后果的研究范畴,为监管部门引导企业应对汇率政策冲击、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启示。     

融资约束、现金持有与过度投资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旨在研究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政策的决定作用,并考察了融资约束能否降低现金的代理成本。通过构建融资约束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实证结果,我们发现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财务政策的重要因素,融资受到约束的企业,资金来源系统地依靠内部现金流,而融资无约束的企业,这一关系不显著。当存在超额持有现金的情况时,融资无约束的企业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而融资受到约束的企业,这种过度投资倾向不明显。在弱投资者保护国家,融资约束能够起到治理效果,通过约束企业的融资政策和财务行为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本文是对现金持有、预算软约束、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等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债务融资的实证研究——来自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采用2008-2015年各地级市主政官员(市长或者市委书记)更替事件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地方主政官员更替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融资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的作用。研究发现：存在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会显著降低债务融资水平,且这种影响对短期债务融资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考察结果发现：建立政治关联或者银行关联的企业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融资水平的影响更低。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自愿性环境规制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约束理论模型,选取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对自愿性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权变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考虑企业成熟度和盈利能力,发现其缓解作用仅在成熟企业、高盈利企业显著。分析权变影响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难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社会责任会通过U形调节作用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监督抑或掏空: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其融资约束程度更高;区分不同兼任职务类别发现,与总经理纵向兼任高管相比,董事长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纵向兼任高管通过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加重了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低和兼任强度高的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程度更高.文章拓展了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是对其经济后果的有益补充,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监督抑或掏空: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其融资约束程度更高;区分不同兼任职务类别发现,与总经理纵向兼任高管相比,董事长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纵向兼任高管通过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加重了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低和兼任强度高的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程度更高.文章拓展了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是对其经济后果的有益补充,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3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官员的变动数据为样本,采用地方官员变动率作为地方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企业的债权融资,但是对股权融资影响不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来影响投资,二是通过企业资本运作降低融资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即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债权和股权融资对投资的正向作用会越小,这种作用机制在国有企业、大企业等与政策联系紧密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显著。融资可获得性是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重要前提之一,融资可获得性较小时,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在融资可获得性较大时,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不显著。加强长期制度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纳税声誉与企业风险——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证据

本文以2015—2019年间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为观察窗口,考察企业的纳税声誉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冲击下,企业良好的纳税声誉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变动。机制检验发现,纳税声誉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及更低的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根据企业所处的政商环境、行业以及企业成熟度,企业纳税声誉存在非对称效应。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下纳税声誉良好的企业有更佳的经营表现。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风险化解视角理解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的微观经济效应,同时也有助于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出台。     

激进战略与企业现金持有——预防性动机还是代理动机

以2007-2016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战略激进程度对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并从现金持有价值与竞争效应两个角度,探讨不同公司战略类型下现金持有经济后果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公司战略越激进,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越高;并且战略越激进,现金持有价值越高,现金的竞争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采取激进战略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提高。这说明公司战略是影响现金持有决策的重要因素,而战略激进的公司持有大量现金主要是出于预防性动机,而非代理动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营运资金融资决策

伴随着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持续,国内经济结构化调整,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处于频繁的波动时期.微观企业将如何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进行营运资金融资决策,事关企业生存与发展.以2007～2018的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营运资金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利益相关者,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对企业进行信用配给.伴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企业难以利用营业活动的自发融资,将面临更大的营运资金净需求缺口.为弥补营运资金净需求缺口,企业在营运资金融资决策时,在综合考量风险与成本后,会减少较高财务风险的短期金融性负债的比重,而选择较为稳健的营运资本.此外,伴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企业的狭义和广义商业供给与需求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本文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提升国家或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但是会降低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并经异质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创新能力作为中介渠道显著增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门限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     

宏观政策不稳定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成本溢价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

近年来,由于国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以及我国财税、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性上升。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检验宏观政策不稳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杠杆率和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则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起到反向调节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通过降低劳动力流动和提升资本溢价水平影响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对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部门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展期风险与债券利差

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是优化金融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信用类债券交易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违约利差与流动性利差,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检验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债务展期渠道影响信用利差,企业展期风险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违约利差的正向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和信用风险至关重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

本文以2003—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高了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进一步区分调节盈余的方向后发现,企业为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高了正向真实盈余管理,而非负向真实盈余管理,且这种调增真实盈余的程度在民营、高新科技、两职合一的企业更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的信息环境和融资环境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正向真实盈余管理的中介变量;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为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选择正向应计盈余管理“配合”正向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正向盈余管理呈现互补关系;检验企业操纵正向真实盈余的动机发现,业绩压力和市场预期压力越大的企业进行正向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本文为处于“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正确处理好政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