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传统金融结构错配分析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金融资源结构性错配严重制约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矫正这一问题,进而驱动中小企业创新.基于2011—2018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固定及中介效应模型,在传统金融结构错配背景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数字金融通过矫正传统金融结构错配,改善非国有、高技术、成长期和成熟期中小企业创新融资环境,更具靶向性地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两个维度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覆盖广度影响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杠杆来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实现创新驱动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普惠金融引发了我国金融业的巨大变革,对企业融资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深交所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和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快了中小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该效应主要体现在杠杆不足的企业中;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减少短贷长投行为,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错配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处于传统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和金融监管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在资本结构调整方面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结论为评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经济影响增添了新的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本质上是利用数字化方式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其兴起和发展为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可以促进创新活动,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71家中小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发展均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且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国有企业。这为我国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其创新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国2011—2018上市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主要作用维度;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拓宽了企业资金来源,提高了融资效率,缓解了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财务柔性和社会责任发挥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了吗？——基于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政策含义是：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同时,应当注重金融市场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共同富裕吗?

本文基于CHFS数据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家庭创业和金融市场参与是重要的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为了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应完善中西部农村偏远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加强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教育及数字技能培训。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银行数字普惠金融、银行竞争与企业融资约束

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使用变异系数法构建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讨论竞争程度变化时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变化.研究发现: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当银行竞争程度较高时,缓解作用更加明显.同时,相对于民营中小企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加明显,反映了当前银行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存在选择偏向问题.但随着银行竞争的提高,这种问题有所缓解.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基于2012-2016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匹配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决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的创业意愿,而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信息约束和金融知识约束来实现。同时,相对于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和农村中的高教育水平家庭,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城市中的低教育水平家庭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债券融资

本文利用2010—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企业债、公司债以及企业外债数据,全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债券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企业通过企业债、公司债等方式融资,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外债融资。造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内债（企业债和公司债）和外债差异性影响的原因是,企业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企业在当地或国内金融市场融资,削弱了企业通过外债融资的需求,从而导致企业在境外融资规模的下降。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因素对企业债券融资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覆盖广度对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影响最大,数字化程度对企业外债融资影响最大。第三,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券融资的促进效果更好。基于此,本文从提升企业融资质效的视角,提出了完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创业板企业的证据

中小企业创新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该影响在不同特征样本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中小企业创新。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中小企业中更加明显。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创业调查

本文采用江苏、山东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的机制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创业者的金融能力、缓解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实现增收,但需要克服个人数据安全风险、贷款额度低利率高、金融产品种类少等障碍因素,因此,需要加大农民金融教育、提高农民金融能力,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普惠水平,以及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开发创业金融产品等,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创业的作用。     

社会信用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在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极具重要性。社会信用是否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0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社会信用可以显著促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促进地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增长，在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保持不变。第二，社会信用通过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第三，社会信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四线及以下城市，法制环境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政府的支持也有助于强化社会信用的正向影响。第四，社会信用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以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我国区域创新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推动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地区专利申请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区域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对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等分维度及东、中、西部分区域样本的探究发现,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部创新的驱动作用也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显著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助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新创业吗？——来自280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创新创业区域指数相匹配，运用2011—2018年我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创新创业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从创新创业子维度看，数字金融对新建企业、外来投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公开数等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区域上看，数字金融对创新创业的驱动效应呈现东部最弱、中部次之、西部最强的特征。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高金融效率和提高收入三种渠道影响城市创新创业。最后本文提出加强“新基建”建设和实行区域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溢出效应抑或挤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对传统金融机构经营发展产生了技术溢出和市场挤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促进正规金融服务下沉,从而有效缓解传统农村金融约束,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本文从传统信贷支农的角度出发,使用2012—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农贷款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涉农贷款增长,从而缓解“三农”融资约束,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此种效果更为明显;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使用深度这一维度对传统农村金融产生影响,其次是覆盖广度;分主体看,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之间无显著关系,与农村企业和各类组织贷款微相关,而对城市涉农贷款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明显的数字排斥问题,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下沉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农村金融的正向作用。     

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而促进共同富裕。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要弱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和改善农民风险偏好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互联网使用和金融素养数字鸿沟的存在是造成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缓解效果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