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SSCI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会产生溢出效应。在非常规时期这种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这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引起的债券购买和流动性增加的结果,并且对不同国家影响各异。美国在退出QE时应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长期债券收益率的冲击,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尽可能地改善基本面,以减少全球溢出效应的冲击。     

中国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压力指数的分析

合理有效的金融压力指数已成为衡量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工具，有助于研究金融风险的跨市场溢出及传导。文章从我国五个金融子市场选取共计16个金融变量构建各市场金融压力指数，并采用MS-VAR模型对指数有效性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运用TVP-VAR-DY溢出指数模型，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分析了我国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及其时变特征。结果表明，文章构建的金融压力指数总体走势符合实际，能捕捉重大压力事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影响；我国金融市场之间存在适度的相互依赖，风险流动较为顺畅，风险溢出受危机事件等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较大，其中货币市场对外溢出风险最强，股票市场被动接受风险的能力最强，不同金融发展时期风险溢出的净传递者和净接受者也不同。     

全球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溢出指数与资本管制

本文基于Diebold and Yilmaz(2007)所提出的溢出指数,考察了全球金融市场间的溢出效应关系。研究表明,样本的收益率波动受外部影响整体较小,比较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益率波动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波动率的溢出效应普遍较为明显,美国、日本、德国、香港、英国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地区的波动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中国大陆受波动影响程度最低;波动率的动态溢出指数能够有效地反映当前的国际重大事件,并且相关结果较为稳健;在特定时间段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能够有效的缓解溢出效应对国内造成的负面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金融风险的传导与防范研究——基于金融压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为研究背景,从金融压力的视角度量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金融市场和部门的金融风险,然后采用TVP-VAR-SV模型实证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我国金融风险的动态时变关系,并进一步利用动态溢出关联模型和网络分析法,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分别研究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但冲击影响持续性较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另一方面,我国内部金融风险传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全球金融风险传染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区域聚集性。因此,为了有效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产生的金融风险,一方面,在重点防控关键金融市场和部门风险的同时,还应该谨防输入性风险,尤其要针对性防控重点国家和经济体金融风险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溢出。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和完善内外部协同监管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继续深化经济金融改革,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韧性。     

基于动态Copula-CoVaR模型的影子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依据2007-2017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数据,构建动态Copula-CoVaR模型,考量影子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影子银行与传统金融市场存在双向净风险溢出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溢出效应在逐渐增大;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存在不对称特征,影子银行对传统金融市场的冲击较大,且这种冲击具有滞后效应。鉴此,监管部门应夯实金融体系运行基础,创新影子银行监管工具,完善其协调监管模式。     

金融系统多维度流动性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三元VAR-GARCH-BEEK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三元VAR(6)-GARCH(1,1)-BEEK模型从均值和方差层面刻画了我国金融系统不同维度流动性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市场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融资流动性对市场流动性具有单项均值溢出效应,对货币流动性则具有单项波动溢出效应;货币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波动非对称溢出,且市场流动性的波动溢出效应较强。综上,本文认为监管者应加强不同维度流动性间的传导转换效率,同时密切监控金融市场资金状况,防止金融市场流动性出现大幅波动,并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兼顾各维度流动性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     

金融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风险传染

本文基于2004—2023年的日度数据测度了我国金融不确定性指数,考察了我国金融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风险传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金融不确定性冲击下,金融市场风险传染具有明显的时滞性、非对称性、阶段性、时变性和联动性。（2）从分时段风险溢出网络来看,重大不确定性事件会影响金融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关系,且不同时期的风险传染路径不同;在风险溢出网络中,金融不确定性指数的溢出效应最大,是网络的风险中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高溢入效应和高溢出效应表明,其为金融不确定性向其他市场溢出的重要桥梁;货币市场则承受了更多的外部风险冲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风险传染机制和加强金融协调监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美国债市场信息溢出效应检验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中美国债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进一步提高,信息溢出也进一步加强.本文构建动态信息溢出指数,分析了中美国债市场的总溢出、方向溢出及净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中美两国国债市场之间波动率总溢出效应强于收益率总溢出,两个市场存在不对称的双向溢出效应,其收益率和波动率溢出在动态路径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具有显著的时变性.2019年之前两国收益率总溢出水平基本维持在10以内,2019年后收益率溢出指数明显提高;波动率总溢出受金融事件影响导致极端值较多,溢出水平也相对较高.总体而言,无论是收益率溢出还是波动率溢出,多数时期美国国债市场对中国国债市场表现为正向净溢出,中国国债市场更多地受到美国国债市场的影响.     

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

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测度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收益率、波动率间的信息溢出效应,分析了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黄金市场和货币市场五个金融子市场的信息溢出贡献度及其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间存在显著信息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时变性和双向性特征。样本期内,存在金融市场收益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正向净溢出,金融市场波动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则表现为负向净溢出。从数值上看,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波动率间信息溢出强于与金融市场收益率间信息溢出。各个金融子市场在方向性溢出效应中贡献率结果显示,不同时期不同金融市场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金融市场、FDI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

本文对国外有关金融市场影响FDI溢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进行了综述,提出要使金融市场对FDI的技术溢出产生正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继续加大金融改革的步伐,在促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大力促进金融市场的对内开放、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成立科技开发银行、大力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     

中美货币政策对金砖国家的溢出效应——基于TVP-SV-VAR模型的比较分析

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新的全球金融周期使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货币政策及其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本文通过建立TVP-SV-VAR模型，对比分析美国和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巴西、南非和印度等主要金砖国家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大于中国，对金砖国家工业产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但长期内中美货币政策均推高了其国内物价水平；中国货币政策对金砖国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变效应，且逐渐增强。中国应尽快适应货币政策溢出国的角色转变，加强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政策沟通，促进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股市、债市、汇市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各金融市场的自身波动性越来越大,且相互之间有价格和波动溢出趋势。本文对股市、债市、汇市三个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波动溢出现状进行介绍,并利用三元VAR-BEKK-GARCH模型、三元滞后回归模型等实证分析了三个市场间短期、长期及特殊"节点"下的价格和波动溢出效应,并在得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给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特朗普税改政策"的溢出效应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特朗普税改使美国成为税收洼地,各国为争夺国际资本竞相效仿降税,加剧了全球税收竞争,为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利润转移视角的税收竞争模型,揭示特朗普税改对全球经济产生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及赤字约束问题,并运用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特朗普税改对世界经济溢出效应的长短期影响.特朗普税改是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但长期内对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负面影响不断减弱,并会对出口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因此,我国应构建国际税务交互管理体制,强化企业税收激励的法制保障,完善税改冲击的应急运行机制.     

中国碳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溢出效应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制度创新，二者相互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17—2022年中国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数据，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和由广义方差分解谱构建的溢出指数方法，探究两个市场间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碳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且碳市场与绿色债券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强于绿色股票市场；（2）短期内碳市场是溢出的净接收方，受其他市场的溢出影响较大，而中长期碳市场对外溢出增强，转变为溢出的传播方，对其他市场产生影响；（3）碳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在正收益环境下大于负收益环境，两个市场之间的正向情绪传染占据主导地位；（4）特殊事件降低了碳市场与绿色债券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但是对碳市场与绿色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影响较小。研究结论对中国碳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技术冲击与我国经济波动——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与主要贸易投资伙伴国1992-2012年的数据,运用ADF检验、约翰森协整检验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以FDI和进口为代表的物化技术溢出及以专利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非物化技术溢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进口渠道技术冲击会加剧我国经济的波动;信息技术、专利和FDI渠道的技术冲击和国内自主创新可以减缓中国经济的波动,且非物化渠道技术冲击比物化渠道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我国应注重非物化渠道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利用。     

金融市场、FDI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

本文对国外有关金融市场影响FDI溢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进行了综述,提出要使金融市场对FDI的技术溢出产生正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继续加大金融改革的步伐,在促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大力促进金融市场的对内开放、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成立科技开发银行、大力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与国际协调:一个文献综述

由于会牵涉到不同的主权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外部性问题,不能使用传统的内部化等方式解决,而只能依靠国家之间的货币协调与合作。尤其对于一些大的经济体而言,货币政策的选择不再是一个单方面考量,而需要综合考虑其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副作用。本文是对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国际协调的一个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外学者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为下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     

基于网络视角的国际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07年3月—2020年6月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三个月LIBOR-OIS和SHI-BOR-OIS数据,运用VARMA-AGARCH模型,采用网络拓扑分析法,研究美国、欧元区、英国、中国以及日本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并构建波动性溢出指数.研究发现:国际银行间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性溢出效应,条件波动率不仅受到自身市场前期冲击和波动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市场干扰;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国际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均显著增强,并呈现动态特征;美国对其他经济体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最大,且在危机时期急剧上升,因此,中国银行间市场监管要防范境外市场风险跨区域传递,尤其是美国市场波动的输入性冲击.     

基于网络视角的国际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07年3月—2020年6月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三个月LIBOR-OIS和SHI-BOR-OIS数据,运用VARMA-AGARCH模型,采用网络拓扑分析法,研究美国、欧元区、英国、中国以及日本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并构建波动性溢出指数.研究发现:国际银行间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性溢出效应,条件波动率不仅受到自身市场前期冲击和波动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市场干扰;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国际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效应均显著增强,并呈现动态特征;美国对其他经济体银行间市场波动性溢出最大,且在危机时期急剧上升,因此,中国银行间市场监管要防范境外市场风险跨区域传递,尤其是美国市场波动的输入性冲击.     

基于分位数关联的政策连续性跨国溢出研究

本文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不同冲击规模及方向下政策连续性的跨国溢出,考察相较于中间状态,极端上升与下降状态下的溢出变化及两者之间的非对称溢出效应,并构建相对溢入溢出指数,研究极端冲击对不同国家方向性溢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政策连续性的总溢出以及各国溢入水平在不同条件分位数下呈U形结构,冲击规模对总溢出及各国溢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在极端状态下,总溢出和大部分国家方向性溢出水平较中间状态显著提升,并且极端上升与下降状态具有非对称的溢出效应。其中,总溢出在极端下降状态涨幅更大,各国的溢出比溢入在两种极端状态下表现出更强烈的非对称性。(3)极端冲击的影响具有国别异质性,中国的方向性溢出水平大幅上升,对发达国家的左尾定向溢出加强,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本文研究不仅对极端状态下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具有启示意义,也可为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