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农户家庭发展韧性是衡量农户家庭在面对各种压力源和无数冲击后避免陷入贫困的能力。在运用高阶条件矩测算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基础上，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反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增强农户家庭发展韧性。其中，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是作用机制之一。最后，从继续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及社会资本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和分位数模型的再检验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编制的包含城乡多种主体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不能精准反映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户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效应需要再检验。为了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真实效应,基于微观机制分析,文章在借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编制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针对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测度了农户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运用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结果发现：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的增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并非单一的线性作用,而是呈现出准倒“U”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增收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是拓宽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的重要路径。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201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异质性检验来看,结构异质性中使用深度促进效果最为明显,区域异质性中内陆地区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低的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传导渠道讨论来看,就业效应、收入效应以及创新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中均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就业效应、收入效应以及创新效应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选取2000—2020年37个经济体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两步差分GMM模型与双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各细分维度对农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性服务水平、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对此,提出强化政策扶持、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善科创体系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能效和提升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于其促进机会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匹配数据,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发现,激发农村居民创业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微或劳动密集型创业.本文的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水平与家庭负债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负债水平和家庭债务杠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流动性约束、非理性支出和便捷化交易三条机制促进家庭债务规模和债务杠杆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不一样,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更明显.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错配与地区间收入差距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起到了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依然存在争论,其作用机制同样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收入差距存在着显著的正“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间资本错配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通过降低地区间资本错配来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3)扩展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前沿技术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以及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以后,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吗?

相对贫困是我国未来贫困治理的重点.数字普惠金融目标是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实现了其普惠性,缓解了相对贫困呢?文章基于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从是否能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和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受益程度两个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利于减缓相对贫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第二,低收入家庭缺乏数字工具,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购买理财产品便捷性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数字工具的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据此,文章提出应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改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低收入者教育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建立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有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是伴随我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一同推进的,我国农业的发展在创造产值奇迹的同时也伴随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现象。因此,学者们呼吁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机制有一个更全面和整体的认识。文章旨在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全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全面的文献回顾,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文章利用2011—2019年数字金融普惠指数和分指数对数字金融普惠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数字金融包容性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了确保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文章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和异质性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比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分析,运用SD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各省区市内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外省区市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却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维度、环境维度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企业具有虹吸效应,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科技创新水平及转型潜力造成负面影响。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作用效果依次递减,而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负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运用熵值法测度的2011—2020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振兴指数，从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特性视角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显著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并且这一结果在数字普惠金融滞后一期和替换解释变量等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再次，与东部和南方地区相比，中西部和北方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所受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地理穿透性。最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的特点，表明周边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本地的乡村振兴发展。据此，要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能力、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正向作用，不断推进我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及其影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通信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数字金融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何测度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现状和普惠程度一直是一个难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团队合作编制了一套"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缺乏数字金融测度的窘迫.目前该指数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应用,本文对常见的数字普惠金融测度,特别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后者应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以与家庭、企业、传统金融市场以及区域经济活动等各类数据进行匹配,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在应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时,也需要高度关注该指数存在的固有缺陷和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内生性、影响机制讨论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财务脆弱缓解——政策冲击与经济机会提升视角

作为一种新兴金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赖于政策的规范指引，而《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是国家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政策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广义双重差分和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政策对农户财务脆弱的冲击效果以及经济机会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策能够缓解农户财务脆弱，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以及替换指标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不变。机制分析表明，政策通过提升农户经济机会(创业和金融市场)参与意愿及参与能力缓解了农户财务脆弱。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具有显著普惠效应，对高龄、高健康风险以及低财富的农户具有更明显作用。因此，应加强相关金融部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指引，强化对农户等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从而解决农户财务脆弱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与乡村振兴

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省级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并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从实现“人”的现代化视角探讨了农村居民消费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作为乡村振兴分项指标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均产生促进作用,但对生态宜居不存在显著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乡村振兴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优化消费结构,对乡村振兴产生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乡村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