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投资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有私募股权投资参与的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且现金股利支付率较高,表明私募股权投资不仅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分配倾向,还影响现金股利的分配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私募股权投资的特征同样影响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具体来说,外资背景、投资规模越大、投资期限越长和联合投资的私募股权投资参与的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且现金股利支付率较高。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以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股利政策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基于Richardson(2006)的过度投资测度,本文考察公司的股利支付政策是否影响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我们发现:首先,对总样本而言,我国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其次,现金股利的派发的确能有效制约过度投资行为;第三,经常派现公司较非经常派现公司在现金股利抑制过度投资的效果上有显著增强;最后,由于管理层存在对未来现金流的一定预期,现金股利在低自由现金流的公司中能发挥更好的抑制效果。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经营业绩研究

目前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与股利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与经营业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提出的相关假设进行验证，并给出合理的解释。最后提出了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定的相关政策建议。     

自由现金流、现金股利与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处于经理人控制之下的自由现金流有可能被投入到损害公司价值的非盈利项目上，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较高的股利支付水平可以迫使经理人“吐出”自由现金流，从而降低企业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但本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无关。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受到监管层政策驱动因素的影响，造成股利政策扭曲，并被“异化”为大股东“利益输送”的一种手段。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基于行为公司金融的视角,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了"理性人"假设,分析了投资者非理性与管理者非理性共存时对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并以2010—2013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投资者情绪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各自对公司现金股利有不同的影响,但是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两者的共同作用会对公司现金股利产生负向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股利政策。     

国有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

一、引言近年来,国有企业投资过度问题严重,投资效率和效益低下,一个个投资热、投资潮的背后隐藏的是我国国有企业投资的非效率性与盲目性。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我国上市公司股     

外部因素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

作为社会的一员,上市公司的一切活动都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现金股利的发放与否也不例外。本文以2003年至201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外部因素与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意愿的关系。实证发现:经济增长越快,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意愿越低;在温和的通货膨胀情况,通货膨胀率与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意愿成正相关;2008年以后法律法规的指引作用对于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意愿产生显著正影响。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政策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行为公司金融的视角,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了"理性人"假设,分析了投资者非理性与管理者非理性共存时对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并以2010—2013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投资者情绪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各自对公司现金股利有不同的影响,但是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两者的共同作用会对公司现金股利产生负向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股利政策。     

现金股利政策与会计稳健性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7年-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现金股利政策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经验证据表明:实施新会计准则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具有显著的会计稳健性;相比未分配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分配了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要低;受短期借款的刚性约束,上市公司并不能大肆分配现金股利,其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并且不受控股权性质的影响。通过充分发挥债务尤其长期借款的治理功能以提高会计稳健性,能有效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管理层能力、现金股利与绩效反应

基于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与公司管理层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原因是随着管理层能力的提升,其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利润;基于代理理论控制自由现金流以及信号理论向外界传导有关于企业与管理层声誉的有利信号的目的,上市公司会选择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管理层能够通过发放现金股利来增强自身的能力效应,即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正向调节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还会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     

现金股利、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文献综述

<正>自由现金流(FCF)是经理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在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经理人有动机利用FCF进行投资,甚至将其投资于负NPV项目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过度投资。并且基于经理人建造"企业帝国"的愿望,其控制的FCF越多,越有动机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     

股利政策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以信号假说和代理成本假说为基础,研究了股利政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绩效好的时候,会通过现金股利政策来传递企业未来发展良好的信号,同时降低了代理成本,促使管理者的行为要与股东的利益一致,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从而提高企业业绩,然而由于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存在税赋上的差异等,股票股利更受到市场的欢迎.企业通过股票股利政策,增加了企业股本,避免现金流的流出,满足企业投资需要,提高企业绩效.     

现金股利、融资约束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相关性文献综述

筹资、投资、资本运营、利润分配始终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主线,、融资约束可能影响投资决策,而利润分配又会影响初始筹资决策.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融资约束、投资效率及利润分配三者之间的负责关系,从而为企业进行可行性融资决策提供理论基础与支撑.     

监管政策、高管激励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监管政策的调整影响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而公司管理层激励影响公司决策行为。本文实证检验我国系列半强制分红政策出台后,公司管理层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是否对政策调整做出反应,及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性管理层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协同效应,在实质监管后确实有明显的增加,不过无论国有或非国有公司,这一效应并不是非常明显。研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理顺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现金股利政策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文献综述

现金股利政策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之一,一直以来颇受关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盈余管理的有关研究成果:申请配股的公司必须达到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6%的资格线,为此,上市公司采用的手段之一是发放现金股利,以减少净资产,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大股东持股的上市公司为发放现金股利,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适度的盈余管理能够传递公司的利好信息,这与现金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作用相似,因此,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会有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     

负债期限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相关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中,很少有人关注债务期限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中国2008—2010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A、B股为研究对象,研究两者的关系。结果发现,债务期限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公司的负债期限结构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超募资金投向、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探讨首次公开发行超募资金的不同投向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随着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增加而提高,超募资金为现金股利的发放提供了“资金源”。而且,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超募资金补充流动性的程度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说明大股东攫取上市公司、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更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度和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负相关,而且在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公司中市场反应比大股东持股比例低的公司更为消极。作为少有的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超募资金投向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影响的文章,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方面的文献,其研究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现金股利迎合、再融资需求与企业投资——投资效率视角下的半强制分红政策有效性研究

评价半强制分红政策保护投资者利益目标是否实现,不能仅仅着眼于现金分红水平是否提高,更要关注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能力和资本投资效率是否改善。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半强制分红政策下的现金股利决策对公司投资效率和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对于有再融资需求公司,不仅迎合现金分红会提高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而且过度现金分红会加大公司再融资需求与投资不足的敏感性;对于无再融资需求公司,迎合现金分红不会增加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门槛现金分红也不能降低公司自由现金流与投资过度的敏感性。这给优化半强制分红政策、完善股利决策自治机制提供现实启示和实证依据。     

股权分置、资金侵占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是否直接或以现金股利方式间接侵占公司资金一直是困绕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性问题。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发现现金股利和资金侵占同是大股东实现其股权价值最大化的手段,二者具有可替代性,协整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二者不是弱外生变量。本文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资金侵占结合起来考虑,发现国有控股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水平在前一阶段最高;国有法人控股的公司,现金股利发放的水平在后两阶段最高,但资金被侵占的程度最低;社会法人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与国有法人控股股东无异,但其控股的公司资金被侵占的程度最为严重;国有股控股的公司,其资金被侵占的程度介于二者之间。本文通过对公司股利政策的连续考察发现随着证监会推进上市公司改革的逐步深入,非流通股控股股东减少了对上市公司资金的直接侵占,但现金股利形式却变得越来越普遍。     

家族控制、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家族控制、金融发展对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发现,家族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显著低于非家族上市公司,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族上市公司面临着比非家族上市公司更高的融资约束。进一步地,在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中,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显著更高,而且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族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并推动其现金股利的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