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员工数字认知与创新绩效：技术为刀，我为鱼肉?

如何顺利度过数字化转型阵痛期成为中国企业利用数字经济红利提高自身创新水平的重要战略问题。整合IT能力、社会认知与社会认同理论,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即存在数字化转型阵痛期;员工数字化个人认知在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数字化组织认知可以调节U型关系,促使拐点左移,并导致U型关系变得陡峭。结论启示从员工对企业数字转型的个人认知和组织认知两个方面优化员工数字认知,应用数字技术营造有利于组织创新的员工认知环境,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吗?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探究劳动要素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劳动资源配置效率。采用Lasso回归筛选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其中,国有企业、高劳动密集度和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企业劳动配置效率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配置更多高水平劳动要素、降低劳动要素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改善劳动要素错配问题。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化对企业劳动资源的配置功能,矫正劳动资源失衡错配、实现劳动供给与工作岗位的合理匹配,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推进策略研究

2023年伊始,我国发布《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数字中国的建设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力,并强调了金融在其中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优质高效的新体系。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领域的发展,数字化转型为银行提供了新的服务模式和经营理念,成为推动金融创新的关键因素,但同时也带来了管理挑战和竞争压力。作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农商银行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因此,就数字化背景下农商银行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策略展开深入探讨,旨在为农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财务数字化转型初探

近年来,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需要不断修炼“内功”,提升自身实力。与此同时,科技水平高速发展,各类新兴技术日新月异,并不断与传统行业融合,形成新的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的必然之路。我国作为制造业与互联网大国,更应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拥抱数字化,实现弯道超车。财务作为企业重要的传统部门之一,一直以来也是企业信息化的“排头兵”。因其自身具有货币化计量这一属性,成为企业中唯一可以串联起人、财、物、供、产、销等各类价值链条的职能管理部门。财务数字化转型之路势在必行。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中小企业会计数字化转型研究

会计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和发展。当前中国许多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了会计数字化转型,旨在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中小型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因其自身的发展时间、资金规模等特质,往往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多重的风险和考验。探索中小企业如何又快又好地进行会计数字化转型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通过围绕中国中小企业这一主体展开研究,分析会计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小企业的特殊意义,并对当前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企业会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提出促进中小企业实现会计数字化转型的有效策略,即加大对会计数字化转型的重视力度,联合协作加快会计数字化转型建设,构建专业型的数字化会计人才队伍,建立业财一体化的智能型会计系统。     

转型中开发银行风险管理警示

2008年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银行）在京挂牌成立，成为我国第一家由政策性银行转型而来的商业银行。开发银行的改革，不仅是改变体制，更重要的是改变经营模式和方向。开发银行改革之际，正逢次贷危机肆虐全球之时，这给转型中的银行提出了两点重要的警示1．开发银行在制定转型的宏观战略方向决策时，必须结合自身的规模和收益，必须平衡其资本承担风险的能力；2．开发银行金融产品创新要充分考量风险管理能力，风险模型应根据新市场的变化迅速更新。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无形资本匹配的创新效应研究

如何充分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实现高质量创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无形资本是影响数字化转型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揭示数字化转型创新潜能释放的内在机制。本文构建了包含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数字化无形资本促进创新的内在机理。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发现：数字化无形资本具有创新催化剂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协调匹配能显著倍增数字经济创新产出;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创新催化剂效应主要是通过创新效率提升和创新扩散促进两种机制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及数据分析技术、高端人才资本对数字经济创新产出的催化剂效应更为显著;数字化无形资本会强化领先企业的创新优势而产生极化效应,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的拉大会阻碍社会整体的创新。据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促进创新潜能,应重视企业数字化无形资本的积累,形成激励数字化无形资本积累和驱动创新的系统制度,并消除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数据开放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型公共服务,其在应对数字化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关键影响。以地方政府上线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年至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强化区域人才集聚效应与技术集聚效应、提高区域创新水平等途径正向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数据开放对内部组织结构更为灵活的民营企业和管理层具有海外经历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作用更强,并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活力越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越显著。基于此,地方政府要完善数据政策,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发挥数据要素赋能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目前企业创新变革的关键突破点,必然会对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会计信息可比性提升,且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市场竞争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抑制供应链集中度、降低战略差异度,进而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在较低的高管股权激励、非“四大”审计、高新技术企业中效果更显著。本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信息披露方面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规范数字科技战略下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通过数字化转型,中小银行可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并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应对外部复杂环境。借鉴兴业银行在顶层设计、科技业务协作、场景创新与业务流程塑造、手机银行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等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实践探索,提出中小银行应通过“数字化战略顶层设计—组织架构变革—业务流程重塑—数字人才培养—风险管理”五位一体进行全方位、自上而下的数字化转型。     

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特点、趋势和中国应对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浪潮正在加速推进。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和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聚焦产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其中,美国、英国等国家从“自由探索”向“政府干预”转变;德国、法国等国家通过政府直接引领,营造优越的产业数字化生态系统;日本、韩国等国家以问题为导向,重视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中国立足本国优势产业,寻求数字化新变革。但总体而言,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均表现出产业数字化转型以政府的发展战略为主导、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合作为基础、以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为战略选择、以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人才为重要支撑、以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为主赛道的发展特征。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链重构的竞争中,中国应将进一步夯实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共性技术辐射能力,充分利用工业体系规模优势,把“双循环”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等视作战略着力点,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基于数字化转型的三重影响机制

本文提出数字化转型的三个维度及其测度方法,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9年的年度报告,使用文本挖掘算法获取部分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三重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数字化投资对生产率没有直接影响,但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和互补影响。2013年以后,数字技术应用对生产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而业务模式转型则兼具三重影响机制。这些显著性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中呈现较大差异。因此,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要在数字化投资的基础上加快数字技术应用与业务模式转型,同时要重视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多种因素间的互补机制,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奠定良好的数字投资基础,同时还要补齐数字经济的发展短板,重点关注中小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其对企业内部薪酬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并且扩大的是合理薪酬差距,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业绩与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并且有利于减少超额薪酬差距,扩大合理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超额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研究为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与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