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碳减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绿色金融作为推进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基于“双碳”目标，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11—2020年283个地级市样本数据，以2017年绿色金融试验点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能显著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并且碳减排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著；作用渠道研究显示，该政策可通过促进实质型技术创新水平实现碳减排，而偏向型技术进步、FD I技术溢出效应只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起调节效应；在异质性检验中，政策在中部地区的实施效应最显著，但在西部地区并没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积极推广试验点经验、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加强技术研发资金投入、制定并完善区域间金融发展的信息共享机制等建议。     

科技金融政策与共同富裕：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引擎，科技金融为共同富裕实现注入了新活力。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选用多期DID方法（Time-varying DID）实证检验了科技金融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检验表明，产业转型升级是科技金融政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有效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区位条件优越、资本配置效率高、创新能力强及经济基础好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为探寻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促进碳减排效果研究——基于201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金融能够发挥对高碳企业的挤出效应和对低碳企业的促进效应。通过梳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支持机制和路径,采用熵权法计算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从能源消费角度测算碳排放量,采用GMM法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对提升碳减排效果具有显著驱动力,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技术改造、减少能源消耗和优化产业结构方式来实现。因此,要健全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增加绿色金融资源投入;加强绿色金融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推动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降低了中国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吗？——基于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碳排放强度是连接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的桥梁,因而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中国2013—2021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C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地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在不同地区城市、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并且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三条间接渠道中,只有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能源结构清洁化升级显著,而绿色技术创新渠道还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是主渠道。最后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空间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异质性,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增加,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且稳健可靠;数字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主导型城市以及“十三五”时期的城市样本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达到门槛值后对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更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其碳减排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本地碳减排。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本文基于2013―2019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碳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城市、高金融水平城市中更加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与环境规制强度来减少碳排放量。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的发展为实现“双碳”背景下绿色农业提供了可行的数字化路径。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得以实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起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金融的抑制效应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最低。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和实践效应。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异质性与机制——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

从理论上厘清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2011—2019年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DID的政策评估,该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结构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制度环境对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国家进一步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策略、持续优化制度环境等提供决策参考。     

金融一体化对长三角城市群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金融一体化对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碳减排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一体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一体化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存量这两条中介路径影响碳减排。交互效应检验表明，城市基建水平会削弱金融一体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长三角城市群可通过削弱金融资本流动壁垒、加强金融合作等一体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绿色信贷发展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商业银行财务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从规模效应、风险结构效应、成本收入效应分析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并检验绿色信贷对银行财务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存在直接负向影响与间接正向影响,且综合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国有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具有负的政策效应,对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具备显著的政策效应;绿色信贷业务对银行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中规模效应、成本收入效应为主要影响路径。     

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研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在理论层面上分析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随后利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测算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指数和绿色金融发展指数,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绿色金融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不仅具有本地效应,而且还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本地效应,但仅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渠道来促进农业的绿色发展,而绿色技术效率渠道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发展农村绿色金融、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多时点DID方法检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所在省份的环境治理效应,并对其传导渠道和自然资源禀赋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能显著发挥环境治理正效应,且主要通过绿色金融工具渠道发挥效应,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渠道的作用较小;自然资源禀赋富裕度越高的省份,政策效应越明显;省份内试验区的数量越多,政策效应越明显。针对以上结论,文章提出扩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范围、加快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建设等对策建议,旨在为试验区的推行提供决策参考,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     

绿色信贷的碳排放效应及其能源效率机制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绿色信贷是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要金融工具。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绿色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不仅能够促进本地二氧化碳减排,而且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二氧化碳减排,即绿色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本地—邻地”效应。即使变更估计方法、替换解释变量、引入新的空间权重矩阵和解释变量滞后项,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绿色信贷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提高本地和周边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进而促进这些地区的碳减排。研究结论为理解绿色信贷的碳排放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有效发挥绿色金融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吗?--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了制度环境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源消耗强度是数字金融改善城市碳排放的有效机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进而降低碳排放。(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中,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程度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未起到调节作用。(4)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影子银行规模吗?

通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国内影子银行的影响,基于2011—2019年我国173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和DID模型实证分析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推行降低了国内影子银行规模;(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强"风险约束"和缓解"融资约束"途径可以降低国内影子银行规模;(3)宏观货币政策环境的调节机制表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影子银行规模的效果;(4)微观银行特征异质性表明,大型、高资产规模、低资本充足率的银行更能降低影子银行的规模;(5)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实施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对影子银行的约束作用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绿色金融、技术创新与碳排放

摘要：绿色金融作为一种结合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的金融创新工具,已经成为助推碳减排的新动能。基于2009－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双向固定效应、调节效应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强度,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碳排放;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先增加后减少;中西部地区和工业化水平更高的地区,绿色金融能够更有效地发挥碳减排效应。要通过积极开展动态的绿色金融实践工作,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绿色金融发展。     

绿色金融发展提升碳减排效果了吗——基于201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支持机制和路径,用熵权法计算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从能源消费角度进行碳排放量测算,从因素分解角度分析碳排放影响因素,然后用GMM法、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效果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能源强度、人均收入水平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结构、外商投资水平、对外贸易水平是导致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绿色金融发展对提升碳减排效果具有显著的驱动力,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技术改造、减少能源消耗、优化产业结构方式实现其正向效应;但在经济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的推动效应、支撑效果减弱,推动碳减排的正向效应不足以抵消经济高水平发展中能源消耗量的增加,从而对碳减排带来负向效应,导致碳排放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