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动态演变下企业杠杆率探析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将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变化同时纳入杠杆率模型,分别建立中国上市公司的衰退模型和扩张模型,结合企业融资约束,研究经济周期、金融周期的周期异步性对企业杠杆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周期异步性对企业杠杆率的直接效应呈逆周期性特征,间接效应呈顺周期性;衰退期时,再融资企业杠杆率对周期性变动比融资受限企业更为敏感。研究对于监管当局综合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制定、调整、完善企业债务融资政策,帮助企业深入理解债务融资环境,提升债务融资能力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内在逻辑的思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强化。随着具有顺周期波动特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规模显著增大,金融管理政策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应要求优化和完善政策工具箱,需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支撑起“双目标”的基本框架,共同维护好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在此框架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不可或缺,须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应增进效果。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把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维护经济稳定与促进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     

“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数据,对“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有效抑制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过度风险承担;另一方面,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有提高负债率的激励,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负债的动机;同时,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促进企业优化债务结构,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强化了这一作用。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双支柱”调控政策对银行和企业两个微观层面主体都具有更好的稳定效应。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发现,“双支柱”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和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时,“双支柱”调控的政策效果在不同性质的银行和企业中也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在制定“双支柱”调控政策时需考虑经济周期以及银行和企业异质性,以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丰富了“双支柱”调控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效应等方面的文献,并为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多元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的信号选择与制度安排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随着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系统性风险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成为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的重要手段。本文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将逆周期资本缓冲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纳入其中,将宏观杠杆率作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的信号,以福利效应最大化为标准,研究在多元化的外生冲击环境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制度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通过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的效果存在局限;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改善社会福利;三是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一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目标、工具、手段上应该相互独立。二是要完善货币政策和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快双支柱政策框架体系建设。     

解读“双支柱调控框架”

<正>10月18号上午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不仅将宏观审慎政策提到了新的高度,也指出了未来宏观调控政策决策机制的调整方向。为什么需要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为政策制定者调控宏观经济,提供了更有效的思路和工具。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金融稳定是四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的有效性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2017年的微观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在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和抑制经济顺周期波动方面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在经济上行期,弥补了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信贷的不足但容易出现政策超调现象。在经济下行期,弥补了货币政策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不足但容易出现政策抵消现象。因此,要在健全货币政策框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促进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提高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前瞻性与稳健性。     

“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理论与经验基础

本文从基本事实、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等“底层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双支柱”调控的现实必要性、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现实基础、实践经验和未来完善方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和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日益深化和复杂化,金融稳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传统旨在维护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有效实现金融稳定,根据“丁伯根法则”和政策比较优势原理,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纳入宏观审慎政策,形成“双支柱”调控框架,分别致力于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既符合客观现实的调控需要,也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的“双支柱”调控实践来看,要进一步形成稳定可靠的政策规则和成熟的操作框架,未来还需重点解决“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协调”三个核心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路径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共同支持宏观经济稳定

货币政策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但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忽视金融风险,并不足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近年来中国提出双支柱宏观政策框架以支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首先提出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框架,强调应该注重两类政策目标的协同与矛盾、政策传导渠道的相互交叉与影响、冲击类型与开放条件的差异等,从而保证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应。接下来,我们建立了一个DSGE两国模型,作为分析双支柱宏观调控稳定宏观经济的案例研究。研究表明,第一,金融冲击下,货币政策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且随着汇率制度从固定转向浮动,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会明显加强。第二,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以跨境资本流入税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有效遏制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机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验证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第三,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有关,当汇率灵活性水平较低时,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果更好。     

“双支柱”调控框架、影子银行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检验影子银行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越紧缩,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程度越强,且同一方向的两种政策具有相互加强效应;不同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应存在差异:两项政策同时紧缩的抑制效应最强,货币政策紧缩而宏观审慎政策宽松的调控效应次之,货币政策宽松而宏观审慎政策紧缩的效应稍弱,两项政策同时宽松效应最弱;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双支柱”调控框架通过遏制影子银行的扩张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本文在梳理学术文献和国际经验基础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和协调机制。国际文献的初步结论是,为了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作(由于政策的互补性),最优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冲击的类别和风险的来源。本文认为,选择最优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除了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基于上述理论,针对我国“双支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二是建立在同一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方法和工具。三是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四是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与机制。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协调研究

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实现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中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协调,已成为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框架中的重点与关键.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的经济数据,运用Diebold和Yilmaz(2012)提出的溢出指数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环境下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货币政策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溢出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总溢出指数、定向溢出指数和净溢出指数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并且两类政策的交互影响正不断强化;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由不同的溢出效应所体现;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双支柱调控框架以货币政策为主,反之则是宏观审慎政策起主要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双支柱政策的协调应考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新环境,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对地方法人银行信贷投放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省法人银行的实证分析

当前,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研究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对于完善两者的调控框架非常有意义。本文基于湖北省146家法人银行近三年的季度监管数据,研究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对地方法人银行信贷投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对地方法人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状况、流动性状况等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对地方法人银行信贷投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息差和资产质量等宏观审慎政策措施,对地方法人银行信贷投放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不同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地方法人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呈现显著性的差异。同时,也发现不同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对不同类型的法人银行信贷投放影响也有显著的差异化,城市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主要受流动性状况制约,农村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主要受资本状况和资产质量双重约束,村镇银行信贷投放同时受资本状况、净息差和资产质量三重因素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机制,加大逆周期资本调控力度,出台化解地方法人银行不良贷款的措施,发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宏观调控职能,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机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大力支持社会经济发展,并有效维护辖区金融稳定与安全。     

“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构建了包含宏观审慎政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D-L-M模型,基于中国28家商业银行2009-2020年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和银行风险承担的互动效应。研究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有负向调节作用;存在“双支柱”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协调效应,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跨境资金规模增长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强化该协调效应;跨境资金流动周期对“双支柱”政策的协调效应存在非对称影响,在跨境资金流动上行期,“双支柱”政策协调效应更佳。     

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中“双支柱”的冲突与协调

“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货币政策侧重稳定物价,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宏观审慎政策侧重逆周期调节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并不尽一致。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在一个经济周期里两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冲突:复苏阶段产生I型冲突,即扩张的货币政策与扩流入的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可能存在冲突;经济高涨阶段产生II型冲突,即紧缩的货币政策与控流入的宏观审慎政策两者可能存在冲突。运用我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近些年以来存在4次可能产生冲突的时机:2010年3季度至2012年2季度、2014年3季度、2015年1季度和2018年2季度。最后提出通过识别风险、加强政策目标设计与协调、降低协调成本三大措施,促进双支柱在跨境资本流动领域良好运行。     

外部冲击、金融业开放与“双支柱”调控

面对高度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如何设计政策组合以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宏观经济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具有金融业开放特征的多部门DSGE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外部冲击的作用机制与福利效果,并讨论金融业开放水平对汇率制度选择与政策协调搭配的影响。研究表明：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央银行对汇率波动进行管理的力度需要随金融业开放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同时,金融业开放水平越高,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调节银行资产负债表以稳定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效果越好。进一步地,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使用不仅可以带来显著的福利改进,而且能够降低央行对汇率波动的最优管理程度,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从而为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目标创造条件。     

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相关问题研究

"双支柱调控框架"从2016年末起已经实施近两年,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相互配合,使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基本适度,绝大多数机构经营稳健,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平稳增长,同时较好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了金融稳定。本文从乌兰察布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角度出发,揭示基层在落实双支柱调控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发挥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作用,实现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     

双支柱政策组合变动、理性预期与信贷周期波动 ——基于MS-DSGE模型

通过建立包含双支柱政策组合三区制变化的MS-DSGE模型,运用反事实方法考察了双支柱政策组合变动影响信贷周期波动过程中的理性预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双支柱政策组合对信贷周期波动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构建的双支柱组合调控下信贷响应,与其他两种政策组合相比,路径和波幅均出现异常变化;将经济主体理性预期纳入DSGE模型框架后与未纳入的DSGE模型结果对比,可以观察到显著的理性预期效应.     

“稳增长”与“去杠杆”目标下的双支柱政策协调——基于供求冲击和金融摩擦视角

构建带有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研究在供给面和需求面冲击下,各种不同类型的双支柱政策组合对稳增长与去杠杆的调控效果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当遇到技术冲击时,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改变信贷供给状况可以较好地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前未重视宏观审慎政策而只是强调货币政策控制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所在。面对正向房地产需求冲击,不适用于单纯采取大幅加息等总量措施,而应配合采取收紧LTV等宏观审慎政策,更有针对性地对房地产市场适度降温,避免对整体经济造成冲击,利率政策与LTV政策使经济增长和杠杆率的波动相对较小,政策组合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