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金融经历与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

热衷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套利是当前实体企业经营的典型现象。本文从微观高管层面研究发现,有金融经历的高管更偏好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并且,有金融经历的高管对不同期限结构的金融资产投资都具有显著偏好,短期内套取了较高金融利润。从作用机制看,当主业业绩较好、现金资源充裕时,有金融经历的高管更可能偏离主业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是否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在要素。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企业绩效和企业风险承担两个渠道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3）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金融资产配置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绩效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我国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实现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改善了农村家庭资产结构,对于全面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利用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及其三个二级指标均能够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并可通过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实现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东中部地区与高收入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优化作用更强。     

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摘 要：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形态,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本文基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理论详细阐述了家庭金融资产面临的三大困境：信息有限性、金融素养有限性和金融接触有限性,得出数字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正向推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此,提出持续推进数字金融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加强数字化信息的监管,以期进一步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     

税负加重是否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税负加重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税负加重会促进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这一促进效应对高技术企业和战略激进型企业更为显著;因税负加重而引发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了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和股价崩盘风险。鉴于此,政府应持续释放减税降费红利,助力企业融资纾困,约束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以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聚合催化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基于我国沪深主板上市企业2008～202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抑制作用、非线性演变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创新意愿、提升内部控制和加强风险承担三条路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且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为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落地、促进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一定的参考。     

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

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家庭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不但能够增加家庭对风险金融的投资比重,而且能促进家庭风险金融持有量,并在控制了各类变量的条件下该结果稳定性依然较高,主要原因可能是,养老保险对降低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具有消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和农村两个子样本中分析发现,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效果较小,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对金融消费水平的提升还有待完善。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金融资产异质性视角

文章基于A股实体企业2007—2019年面板数据,研究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生产效率呈倒U型关系;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生产效率有促进作用,而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则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短期性金融资产配置通过提升企业经营绩效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长期性金融资产配置通过挤出实体投资和研发投资抑制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分析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结构正向激励居民家庭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而单人家庭、夫妻家庭则呈现抑制效应。数字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对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促进作用,且因为数字鸿沟的存在抑制了单人家庭和夫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家庭结构可以通过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两种中介变量影响资产配置。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弥合数字鸿沟,帮助居民提高金融素养、树立理性的风险态度,以提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进而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视角下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

近年来,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背离引发的资金"脱实向虚"问题引起高度关注。微观层面,实体企业参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和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差异显著。就此,本文以2007—2017年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实体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投资获利和缓解融资约束的双重动机,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使逐利动机占据主导,并相对弱化融资约束缓释效果;从企业的异质性角度来看,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推动国有企业增加金融投资,这也是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具体表征;相较于其他投资工具,长期股权投资是平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影响、缓解融资约束的有效方式。     

资质认定型产业政策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以高企资质认定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讨论了高企资质认定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动态效果与微观机理。结果发现:产业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并且随着企业认定时间的延长,抑制作用效果也不断增强;高企资质认定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与政策环境;高企资质认定政策实施仅仅弱化了企业预防储备动机,对企业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约束作用不显著。研究还发现,资质认定型产业政策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以及信贷支持三种机制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小微企业创新? ——兼论企业主经历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小微企业调查数据(CMES)为研究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小微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并考察小微企业主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小微企业创新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企业主的创业和就业经历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相关结论.此外,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说明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可触达性.     

金融资产配置会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吗?

以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作为研究对象,选用2009—2018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真实盈余管理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间的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内外部治理程度较差的企业.同时,分析师实地调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对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企业盈余预测的准确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国企“混改”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了国企“混改”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国企“混改”过程中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参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参股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和融资约束路径共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参股带来的监督治理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均增强了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使国有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股推动的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并非出于短期利益追逐,而是为了平滑企业投资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本文研究对于如何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分析研究

论文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解释了其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后认为,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越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越高,其中我国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更积极,而东部地区的家庭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参与度和广度最高。另外,社会网络可通过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和降低风险感知度来促进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对影响路径的研究是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