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门槛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的关系受到一系列东道国区域发展因素的影响。从区域交通发展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5年中国21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对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作用因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的区间效应,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突破门槛值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变强。此外,考虑到区域差异性后发现,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强度具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从而提升二者正向关系的幅度最大,中部地区最小,东部地区居中。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研究——基于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全面FGLS方法考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映为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贡献。其中,物流业、金融业、技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的贡献依次递减,表明现阶段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更大。鉴此,应构建国家价值链,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加大科学和教育的投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助于工业竞争力的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研究

本文提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理论假说,并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匹配样本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越明显;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比低生产率企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生产率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但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     

数字普惠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将高技术产业集聚划分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分别考察相应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但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推动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来提高绿色创新效率,而专业化集聚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金融基础较弱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本文提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数智化”高技术产业园区、实施绿色创新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提供有益借鉴。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与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FDI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显著;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效应能明显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效应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中国港澳台地区FDI的结合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FDI的结合明显地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因此,其他地区外资比港澳台投资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发展.     

金融集聚视角下FDI对国际贸易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数据,在构建面板门槛回归的基础上,以用熵值法构建的金融集聚指数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FDI(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集聚"双门槛效应"。当金融集聚指数跨越了第一道门槛时,FDI对国际贸易发展影响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当跨越第二道门槛后,其促进作用有了显著的提高。而长江经济带较多省市的金融集聚处于未达到第二道门槛的水平,FDI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未能很好的发挥,但是存在较大的潜力。同时各地区金融集聚发展的整体差异在减小,各地区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发展进程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进一步跃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三角为例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不断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步伐,提升产业融合效率和质量.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强的长三角为研究对象,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为切入点,以期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等提出建设性建议.研究发现,不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类型均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且这种影响具有外溢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真的促进了碳减排吗？——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效应分析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不仅可以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活力,还可能促进碳减排。本文运用双重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减排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模式下的集聚均有利于碳减排,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两种模式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减排的影响均显著,中西部地区则不然;在2005—2014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减排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2015—2020年影响却显著,且不同行业的集聚形式对碳减排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国应进一步引导产业合理集聚,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性服务业积累的红利,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碳减排。     

产品内国际分工、区际一体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基于我国199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我国30个省市1995~2011年的数据,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就产品内国际分工、区际一体化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相较于区际一体化,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较小,而且这一促进作用目前只在东部地区有所显现。这说明现阶段我国整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区域市场的整合;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区际一体化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总体上呈现出相互促进和加强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国内区际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地区间分工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增强,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得到更充分发挥。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构建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考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上存在自相关现象,并已形成东部沿海城市的高值集聚区和西部城市的低值集聚区;我国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空间依赖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居民收入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作用显著;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由显著变得不显著;政府政策支持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日益显著。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发展既是当前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也是提升制造业效率的有效手段。从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基础要素投入、智能化服务应用水平和智能化效益等多指标维度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测度体系，基于29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进行基准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对制造业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为提升制造业效率，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的服务普及与应用，同时应加强智能化人才建设，借助产学研结合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力量，着力培养前沿的专业型智能化人才，从而助力制造业效率提升。     

知识溢出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针对长三角地区,建立一个空间集聚影响因素模型,就知识溢出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存量不仅对本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推动作用;同时能通过正向的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区域的服务业发展;而促进制造业发展和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均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长三角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联合联动,共享知识创新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共同推进整个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

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文章使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农业生产相关的数据和北京大学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各分维度指标的门槛效应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数字化程度指标存在“倒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支付指标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而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其他分维度指标存在“倒V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中部地区存在“左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西部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不同维度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倒右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对农业技术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调查

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水平、增进服务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增强城市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天津市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在2014年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现状如何？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同其他地区相比存在哪些不足？制约天津市生产服务业发展因素有哪些？如何促使天津市生产服务业同其他行业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天津市生产服务业发展的路径如何选择？本课题就以上问题对天津市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金融集聚一定提升城镇化水平吗?——要素价格扭曲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交互项模型、分组回归检验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影响城镇化水平的要素价格扭曲门槛效应。结论表明,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金融集聚阻碍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交互项回归表明,要素价格扭曲和金融集聚的交互影响显著抑制了城镇化水平提升;分组回归表明,要素价格扭曲越高,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抑制作用越强;门槛回归表明,金融集聚和城镇化之间存在双资本格扭曲门槛、单劳动力价格扭曲门槛和双要素价格扭曲门槛,当要素价格扭曲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金融集聚对城镇化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了金融系统作用的发挥,要实现金融发展支持城镇化的作用,纠正要素市场扭曲是当务之急。     

金融集聚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机制研究

当前结构转型背景下,金融集聚能够为各大产业的绿色改造与技术升级提供资金支持。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采用门槛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集聚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机制,并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金融集聚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渠道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空间机制。结果表明：（1）全国绿色经济效率呈N形波动趋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2）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先升后降的U形关系,前期金融集聚不利于本地及周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后期则发挥出正向促进作用。（3）金融集聚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中介机制对当地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影响,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部分中介作用更大。     

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研究

在世界服务型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制造业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作为现代产业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与竞争力提升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理位置优越且发展迅速,具有较强的制造业发展潜力。本文运用耦合度模型探讨了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协调关系,并提出了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吸收FDI现状与就业效应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当前FDI重点领域,本文分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就业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东道国环境污染吗？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是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门槛模 型对“污染光环”假说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抑制废水排放量，有利 于改善环境质量，从而验证了“污染光环”假说；同时，FDI对废水排放的减排效果存在显著 差异性，一方面废水减排效果会受到FDI规模影响，FDI规模过大或过小对抑制废水排放都存 在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FDI对废水排放的抑制作用依赖于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技术进步 和环境规制的水平，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此外，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与废水排放量呈现显著的 倒“U”型关系，验证了EKC曲线假说。因此，在扩大开放的基础上，要重视FDI质量、优化产 业结构、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措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集聚、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中,存在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2)无论是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维度还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维度来看,随着地区金融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3)我国东部及少部分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处于门槛值之上,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而部分中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并未跨越门槛值,尚处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