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要同时抓海外和国内市场

<正>民营企业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45%,外部环境变化势必会给民营出口企业以及那些为出口企业配套或处在相关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带来重大挑战。美国是我国民营企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对美国出口占到民营企业总出口的相当大比例。关税提升后,我国民营企业将难以保持对美出口产品价格优势。为了反制美方单方加征关税行为,我国被迫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影响进口商     

虚拟土地进口视角下的中美农产品贸易效益分析

2018年以来,中美农产品贸易受两国贸易争端影响严重,2020年初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两国后续农产品贸易具有深远影响.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和机会成本理论,本文对2001～2019年中国进口美国7类最主要的农产品的贸易动态、虚拟土地含量和虚拟土地面积以及进口效益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虚拟土地面积进口呈总体...     

贸易争端仍是全球贸易稳定的最大威胁

<正>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美国发动的全球性关税制裁不仅加剧了全球贸易的紧张形势,关税的螺旋式上升也大幅抬高了全球贸易成本,严重扰乱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秩序。截至2019年上半年,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受到美国的贸易威胁或关税制裁。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拥有着技术优势和美元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其挑起的贸易冲突对世界经济、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走向、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全球贸易体系以及多边规则体系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事件

美国或将对中国钢丝产品征收高关税 6月7日,美国商务部裁决,将对中国输美金属丝网托盘征收反倾销关税和反补贴税。反倾销税率为14．24％至143％,反补贴税率在1．52％至437．11％之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7月中旬就此案做出终审裁决。这将影响到价值数亿美元的自中国进口的金属丝网托盘。美国称,这些征税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公司不会受到不公平的竞争。肯塔基州、亚利桑那州、明尼苏达州、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的制造商1年前已提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对中国制造的廉价金属丝网托盘采取措施以保护其自身利益。     

事件

美国或将对中国钢丝产品征收高关税 6月7日，美国商务部裁决，将对中国输美金属丝网托盘征收反倾销关税和反补贴税。反倾销税率为14．24％至143％，反补贴税率在1．52％至437．11％之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7月中旬就此案做出终审裁决。这将影响到价值数亿美元的自中国进口的金属丝网托盘。美国称，这些征税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公司不会受到不公平的竞争。肯塔基州、亚利桑那州、明尼苏达州、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的制造商1年前已提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对中国制造的廉价金属丝网托盘采取措施以保护其自身利益。     

中美轮胎特保案的深层原因探讨

美国从2009年起对中国输美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这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给中国带来冲击，也终将有损于美国的利益。本文基于贸易保护理论和贸易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了美国采取特保措施的原因。并就中国如何应对此类贸易保护主义挑战提出建议。     

贸易战、产业政策与股市反应——对稀土的研究

目前还缺乏稀土股票对贸易战反应的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中国稀土股票股价对贸易战前后及贸易战三组事件的反应。贸易战之前,股市对稀土行业供给侧改革和从价计税政策反应平淡。尽管中国稀土不在美方征收关税的范围,但美国发动贸易战对中国稀土上市公司股价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而中国稀土反制关税政策市场反应平淡。贸易战之后,股市对稀土资源税上调政策的反应发生了反转,认为其一部分是贸易战反制策略的替代。     

中国进口农产品质量测算——基于2000-2013年的数据分析

基于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数据,采用产品层面回归反推方法对中国进口农产品质量进行测算,并从贸易方式、所有制、HS编码、进口（来源）国等方面分析中国进口农产品贸易的质量结构特点。研究发现：中国进口农产品质量在2000-2013年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2012年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变化;中国进口农产品质量呈上升趋势这一结论对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所有制、不同编码农产品、不同进口（来源）国都基本成立。     

一月大事

美商务部对中国进口钢丝层板征最高289%反倾销关税自2009年11月美对中国进口的钢丝层板征收2%-438%的反补贴关税以来,这一次再基于相关产品的低价向美倾销的理由,再向同样的产品加征反倾销关税。     

政治冲突与国际贸易:韩国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的影响分析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依据中韩两国产品贸易数据,考量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萨德事件引发的中国消费者抵制运动使得韩国向中国的出口损失幅度达到近30%,受影响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替代性较高的日常生活消费品领域,韩国对华电子产品贸易并未受到萨德事件冲突的影响,侧面说明了中国官方表现出相对理性与克制的态度,韩国向中国出口的后果更多地来自民间自发性消费抵制;冲突带来的进口替代效应使得第三方出口国如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从萨德事件中受益,这些国家扩大了对华出口,但是这种进口替代效应具有短期性,随着时间的推延逐渐消失。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

本文采用贸易四元边际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并对比了非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影响的差异性。主要发现:(1)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进口行为,包括进口规模、进口来源国数量、进口产品种类。(2)相对于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的进口行为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只进口的企业,同时具有进口和出口行为的企业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另外,不同行业的企业、不同地区的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差异。(3)不同的外部金融环境导致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的进口行为对融资约束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高融资约束企业与低融资约束企业在进口四元边际上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贸易摩擦、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开放程度的选择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关税冲击以及外汇风险溢价的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创新地揭示了关税冲击造成实际汇率波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刻画了关税变动、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作用机制。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程度下贸易摩擦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福利损失。模拟结果表明,在一定贸易开放程度下,外国加收关税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引发出口及产出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本国汇率贬值,引发出口及产出增长。关税冲击发生后短期中汇率贬值效应占优,本国产出会出现小幅上升,随后贸易条件恶化效应逐步显现,产出持续下降。福利分析结果表明,本国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虽然经济福利损失会小幅上升,但福利损失增加幅度小于外国,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如果本国过度提高贸易开放度,则会导致本国福利损失大幅增加,并且大于外国福利损失增幅,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劣势。因此,应适度逐步有序地提升贸易开放度。此外,本国适度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能够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贸易摩擦、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开放程度的选择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关税冲击以及外汇风险溢价的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创新地揭示了关税冲击造成实际汇率波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刻画了关税变动、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作用机制。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程度下贸易摩擦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福利损失。模拟结果表明,在一定贸易开放程度下,外国加收关税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引发出口及产出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本国汇率贬值,引发出口及产出增长。关税冲击发生后短期中汇率贬值效应占优,本国产出会出现小幅上升,随后贸易条件恶化效应逐步显现,产出持续下降。福利分析结果表明,本国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虽然经济福利损失会小幅上升,但福利损失增加幅度小于外国,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如果本国过度提高贸易开放度,则会导致本国福利损失大幅增加,并且大于外国福利损失增幅,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劣势。因此,应适度逐步有序地提升贸易开放度。此外,本国适度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能够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服务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在考虑国内产品替代效应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以及国内市场化程度对贸易开放政策效果的调节效应。其次,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强度较大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对出口强度较小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并抑制了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国内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够增强服务贸易开放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服务贸易开放对非出口企业造成的负面冲击。此外,我们还发现:(1)市场化主要通过商业存在(FDI)渠道调节服务贸易政策效果;(2)服务贸易开放对国企以及非东部地区中的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对非国企以及东部地区的非出口企业的不利冲击更大。在考虑内生性以及使用替换变量等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因此,当前阶段中国服务贸易政策需要同时兼顾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并协调国内市场化改革,稳中有序开放。     

Regional Effects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We exploit differences across U.S. states' exposure to trad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exchange rate on economic activity. Across states, trade-weighted exchange rate depreci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tate exports, reduced state unemployment, and higher state hours worked. The effects are particularly strong during periods of economic slack. A multiregion model with interstate trade and labor flows, calibrated to match state-level trade data and migration flows, replicates 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unemployment. The high degree of interstate trad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mitting shocks across states in the first year, whereas interstate migration shapes cross-sectional patterns in later years. We use the model to study the regional effects of tariff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del suggests that a 25% Chinese import tariff on U.S. goods would be felt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even in states with small direct linkages to China, raising unemployment rates by 0.2 to 0.7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short run.     

加征关税如何影响美国贸易逆差及全球福利——基于美元本位下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及引发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福利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相关传导机制。在基准模型设定下,美国单方面加征20%关税会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小幅缩小约0.40个百分点,美国长期稳态GDP下降约2.50%,其他国家GDP下降约1.10%,美国居民福利上升约0.60%,其他国家居民福利下降约1.20%。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     

加征关税如何影响美国贸易逆差及全球福利——基于美元本位下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及引发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福利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相关传导机制。在基准模型设定下,美国单方面加征20%关税会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小幅缩小约0.40个百分点,美国长期稳态GDP下降约2.50%,其他国家GDP下降约1.10%,美国居民福利上升约0.60%,其他国家居民福利下降约1.20%。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