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路径论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从传统村组管理向现代社区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主要面临两大困境:内部治理主体的缺失和治理体制的落后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乡村应该紧紧抓住优质社会资源输入不断增加的优势,通过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等途径来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新中国城乡治理70年的演进逻辑

共生治理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与共生模式四大要素,从共生治理的理论框架解释新中国城乡关系70年的演进逻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新中国城乡治理主要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1949-1978年的"寄生型"治理、1978-2002年的"偏利共生型"治理、2002-2017年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2017年之后城乡"对称互惠共生治理"理念的提出。本质上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关系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城乡共生型治理遵循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案,反映的是国家政权建设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对称互惠共生治理中实现城乡社区的空间正义。     

多元治理主体建构:安徽“美好型”乡村治理的新路径

"美好型"乡村治理是安徽省结合农业大省的独特情况,对新农村建设进行的有益探索。乡村建设离不开乡村治理,亦离不开乡村治理主体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更离不开在传统结构上探索科学合理的主体治理模式。本文联系当前"美好型"乡村治理的大背景,并对安徽乡村建设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围绕安徽乡村治理主体展开探讨,并分析其生成逻辑。最终,提出安徽"美好型"乡村治理主体的具体构建。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党建引领、跨层级协同与乡村超常规治理——基于陕西省Z县的调查

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表现出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运作逻辑。本文基于陕西省Z县推行的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实践的田野调查,从党政互动与组织联结、任务量化与压力传导、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对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实践运行样态及其逻辑机理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是乡村超常规治理实践中生发并运行有致的一套治理机制,具有领导小组模式下的组织系统虚实结合与条块统合、指挥部模式下治理资源的跨部门协同与跨层级整合、中心工作模式下治理力量的组织动员与伦理聚合的逻辑机理。这为我国特定制度情境和实践场域中重新审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探索中,必须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体系、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和增强治理本领等举措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以持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乡村规划：基于“项目制”的分析

[目的]乡村规划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是实施乡村治理的主要技术手段。作为公共品供给主要投入形式的“项目制”,已成为乡村治理与乡村规划的联系纽带。然而既有乡村规划在统筹策划大量乡村项目落地实施中,忽视了“项目制”的运行规律,出现了治理主体间结构不兼容、需求响应滞后、乡村建设运行内外脱节等问题,导致规划实施乏力。因此需要基于“项目制”特点,研究构建与乡村治理有效协同的乡村规划体系与方法。[方法]文章从“项目制”为切入点,分析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逻辑三个方面的关系,研究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的相互关联。[结果]分析得出乡村规划优化路径,即优化融入项目治理的规划层级结构、应对治理需求的综合规划过程、匹配外部投入的规划运行逻辑。[结论]以“项目制”为纽带,从乡村治理视域出发,应着力完善与治理结构兼容协调的乡村规划体系、形成与治理方式综合联动的乡村规划机制、制定与治理逻辑相互匹配的乡村建设规则,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充分发挥乡村规划在乡村建设中的统领作用。     

乡村治理面临四个方面的基本转型

正改革三十多年来,我国乡村治理面临四个方面的基本转型。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转型。以前的乡村治理都是在城乡二元体制这一基本前提下去建立完善政策体系,我们现在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那么我们的乡村治理就要适应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转变。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不清晰向现代新型集体经济的产权清晰转型。从传统的管理型模式向现代的治理型模式转型。我们长期以来习惯管理别人,强化管理而不是强化服务。现代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结构镶嵌于"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中,融合了乡村治理的实践面向,表现为以"乡""片""村""组"为基础的治理单元配置模式。文章通过考察转型期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发现乡村治理单元的配置逻辑兼有政治属性与行政属性,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赋予其"虚实相生"的实践形态。其中,政治逻辑立足村庄治理单元,突出"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行政逻辑立足乡镇治理单元,突出"条条"主导的行政控制,彰显了"事务主义"的治理取向。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辩证统一赋予乡村治理结构以弹性。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需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审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维系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均衡,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农村资源分配方式、乡村治理模式与干群关系——熟人社会的“公私”逻辑变迁

税费改革是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干群关系发生转型的分水岭。税费改革前,农村资源分配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调动资源和汲取资源;税费改革后,农村资源分配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供给资源和分配资源。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形塑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而导致不同的干群关系问题。为了展开这一研究,本文通过陕西关中地区D村村干部与村民进行结构化和开放式访谈,深入了解农村资源分配方式、乡村治理模式以及干群关系的转型,揭示农村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信息沟通机制失灵、村干部"寻租谋私"、信任滑坡等问题。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发生深刻变迁,主要体现在农村"公私"逻辑的变迁。     

集中连片民族特困地区精准扶贫项目实践困境与原因阐释——基于南疆地区S县W村的项目案例

本文依照精准扶贫项目的地方实施流程,从村级视角具体分析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项目的运行逻辑与实践困境。在精准扶贫项目与贫困乡村衔接中出现了多类实践困境:项目分配与申请阶段,上级政府存在着对资源分配的"选择性平衡"思维与农户选择项目时对风险规避的思量;项目立项与实施阶段,产生了村级组织联合乡村精英对扶贫资源的俘获现象以及乡村基层组织通过"项目造点"方式对项目制治理模式的反控制逻辑,贫困农户对项目的参与也折射出当地农民安于现状的常态,反映了"思想贫困"对农户项目参与积极性的阻碍。上述困境产生的原因是项目制下不同层级组织的多重逻辑与来自乡土逻辑的影响使然。     

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策略

数字技术的发展渗透于各个领域，带来了经济发展方式、文化传播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变革，同时也为我国乡村振兴带来了发展方向。数字乡村治理，有助于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提升乡村治理效率，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主要从数字乡村治理发展的必要性与现实条件分析其实践逻辑，并对当前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行简单剖析，据此提出发展策略。     

城乡关系视角下乡村治理演变的逻辑：1949～2019

在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下,城乡关系是影响和理解70年乡村治理演变逻辑的重要维度。70年来,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失衡、城乡融合发展三个历史性阶段,"以农补工"的工业化优先政策、有限市场化与城乡非均衡发展政策、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先后成为主导城乡关系基本格局的战略性安排。具体到乡村治理演变上:"以农补工"的工业化优先政策使乡村以人民公社为组织载体的集体化治理成为"城乡分治"的逻辑延伸,党、政、社、经高度合一的整体性控制和动员成为该阶段乡村治理的支配性逻辑;1978年后,因应有限市场化与城乡非均衡发展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逐渐建立,党政社经相对分离,但计生、粮款征收、维稳等刚性任务压力较大,压力型体制和乡村治理的行政化逻辑成为主导逻辑;2006年以来,伴随农业税取消、大规模"以工补农",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逐渐成型,传统任务压力大幅减轻,压力型体制向"三治合一"体系的转变,行政化逻辑向公共服务逻辑的转变,成为乡村治理演变的必然趋势。     

我国乡村治理构建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模式应运而生,为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新时代的今天,"乡村政治"模式的效应在逐渐衰退,为了能够更好的建设新农村,乡村治理模式必须要进行完善,依靠政府、农民、社会组织等主体推行的多中心治理乡村模式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首选。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反思和重构我国乡村治理构建模式的必要性,希望能够加快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项目进村与微治理:村民小组治理何以有效?——基于涉农项目落地的多案例考察

最近几年来,"项目进村"的微观治理实践备受关注。其中,"项目进村"的实质是"公、共、私"三种不同治理资源的叠加调适,村民小组作为"共"的载体,其运行机制和效能的发挥具有"微治理"的典型特征。文章通过对这三则涉农落地案例的实地考察,发现政府项目资金与村组现实诉求之间关联程度构成了村民小组治理的叙事情景,村民小组适度的治理规模为低成本达成社会共识找到了组织基础,村民小组历时过程中形塑的熟人社会"情"与"理"的治理逻辑推动社区问题的解决,中农经济兴起、中农群体壮大是村民小组治理得以有效实现的关键要素。在"项目制"日渐成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配置、调动、利用资源的当今农村,村民小组应当成为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阶段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的着力点。     

治理转型:从传统乡村到新型农村社区

与传统农村社会的管理相比,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既有着显著特点,也面临着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困境。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层改革的深入,在推动农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不少地区也都在探索科学有效的、适合新型农村社区实际情况的治理模式,以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从农村治理转型的过程来看,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坚持"以人为本、完善自治;党政主导、社会协同;科学谋划、分类施策;改革创新、依法治理"的原则基础上,需要进一步采取针对性措施,切实推动和实现农村治理从传统乡村管理方式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     

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治理模式和路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也在不断变化,从人民公社的全能型模式到目前真正的"乡政村治"模式,从对"民主"的探求到目前"乡村治理"模式的完善。在这个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但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交替的,从实际治理情况看,"国退"并不理想,国家与社会的交锋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新时期学术研究的关注重心也有所转移,新的治理问题出现,研究路径也在变化。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村民自治虽然是近30年来乡村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但乡村实际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除了存在"1+N"的治理体系与"横向"的权力分割外,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发展,主要体现为村民小组的作用凸显、宗族复兴及各种民间组织兴起,这促使着乡村治理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来的村级治理单元被突破或重构,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一些新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使得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这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及主体地位凸显,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深化。     

构建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探讨

乡村两级组织权力的弱化已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乡村基层政府则既无能力、也无动力来满足国家和民众的治理需求.很难完成从汲取型组织向服务型组织转型的.更为严重的是,集体化时期建构起来的集体观念丧失殆尽,传统村庄共同体的伦理也早在革命后经由共产党对代表传统的家族、宗族结构的消灭中而完全瓦解,加上畸形市场化的浸蚀,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影响,乡村社会不仅陷入治理危机,还面临"伦理危机".     

构建支持“三位一体”乡村治理的审计模式探析

乡村治理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的安定团结。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亟待完善,鼓励审计参与乡村治理是推动乡村良治的重要手段。审计包括内部审计、政府审计、社会审计三个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转型,单一的审计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乡村治理的要求。探寻乡村治理的"三维一体"审计模式,充分发挥内部审计、政府审计、社会审计三方优势,才是促进乡村治理良性发展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