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老鼠仓”须多管齐下

法律上而言,老鼠仓行为显然是违规的.在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是一种信托关系,基金管理人及其基金从业人员对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负有忠实义务,必须恪尽职守.     

从保护投资者利益角度看当前我国开放式基金治理

一、我国开放式基金治理结构的现状我国开放式基金首先由基金管理人发起,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基金契约,向公众招募后正式成立。属于契约型基金,没有董事会等有形机构来行使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它的治理结构主要指的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论公募基金法律监管的完善

就我国目前公募基金法律监管的现状而言,公募基金法律监管完善措施应包括公募基金内部监管机制和公募基金法律监管体系两方面的内容。内部监管机制的完善可从加强持有人对基金公司的监管、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改变由管理人选任托管人的方式三方面进行,法律监管体系方面应加强基金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和民事责任。     

论公募基金法律监管的完善

就我国目前公募基金法律监管的现状而言,公募基金法律监管完善措施应包括公募基金内部监管机制和公募基金法律监管体系两方面的内容。内部监管机制的完善可从加强持有人对基金公司的监管、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改变由管理人选任托管人的方式三方面进行,法律监管体系方面应加强基金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和民事责任。     

司法实践视角下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履行与责任承担

基金托管人在基金治理结构中履行保管及监督义务,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及重要的法律功能。然而司法实践正面临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履行阶段存有争议、义务履行判断标准不一、与基金管理人的责任界分存在困难等现实裁判困境。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聚焦司法实务中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履行与责任承担问题,深入分析司法实践困境所产生的原因,明确基金托管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构成信托关系而非仅是合同关系,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同为受托人但并不构成共同受托人;论证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履行应贯穿于基金的“募集-投资-管理-退出”各个阶段;履行标准应结合基金托管人的实际审查手段及能力依照具体标准进行相应的层次化考量;在独立责任及连带责任之外引入补充责任方式实现与基金管理人的责任界分;为司法机构解决基金托管人相关纠纷提供统一的应对之策,以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论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化转型

在传统的基金治理结构中,基金管理人大多采用经理型模式,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的发生难以避免。对基民与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代理合同进行优化,重激励、轻约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要消除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必须实现基金管理人从经理型向股东型的彻底转变,将基民与基金管理人的关系由传统的基金运行模式中的股东与经理的关系改造为优先股东与普通股东的关系。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化转型,相对于经理型基金管理人而言,至少有两大功能:对基金管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矫治功能;对基金管理人能力的甄别功能。     

从基金暂停申购看投资者权益保护

开放式基金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赋予投资者自由申购赎回的权利,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暂停申购以维护持有人权益。本文深入研究了我国开放式基金暂停申购的各种情况、背后的原因以及对投资者权益的影响,认为基金管理人在暂停申购决策过程中具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能利用暂停申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持有人利益。为规范基金暂停申购,维护投资者权益,本文建议应加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和约束,细化基金暂停申购的具体规则,完善暂停申购信息披露制度,改进对长期暂停申购基金的评价方法等。     

论我国开放式基金的管理

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试点过程中发现不少问题:(1)内部控制问题.投资者的所有权和基金管理人的经营权相分离的存在是产生内部人控制的基础.(2)基金管理人的定位问题.我国基金管理人多以"替已牟利"为基金运作依据,出现基金管理人定位错位现象.如"走前头",即基金管理人在大笔购入某只股票前,先自己吃贷,利用基金影响力牟利;或"移花栽木",即基金管理人在实际交易完成后,延迟将有关买卖分配于基金户口,若股票价格走势对自己有利,则拔入自己帐户,否则拨入基金帐户,使兼赔等,这种基金管理人错位问题不仅严重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而且影响开放式基金投资,阻碍开放式基金的健康发展.     

信息结构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分析

通过对基金各行为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信息结构对基金管理人的经营行为有重大影响。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任何加大基金管理人违约成本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措施都有助于减少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为此，需要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强化托管人的独立地位及其约束机制，完善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治理机制，加强证券投资基金的信息披露并加大基金管理人的违规成本。     

ESG投资背景下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危机及其化解

近年来,基金管理人积极践行ESG投资理念,推进我国绿色金融建设进程。追求社会效益和创造长远的投资收益是驱动ESG投资理念被广泛运用的二维动力,然而ESG理念与实现长远投资收益间的联系尚未完全确立,加之现阶段我国ESG投资技术的不成熟性与较大风险性,当基金管理人以实现社会价值为ESG投资的主要导向时有违反忠实义务下“唯一利益原则”的嫌疑。本文拟在概述ESG投资的起源与发展、深层剖析信义义务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基金管理人在ESG投资中的具体操作是否有违反信义义务的风险,并为化解这些风险提供可供参考的路径。此外,ESG投资活动的主观性较强,强化ESG投资全过程的信息披露程度对于激励基金管理人在主观的投资决断时恪尽注意义务有重要意义。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