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能源消耗分别作为非合意产出和投入要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和DEA-GML指数评估了中国TFP的真实水平,并构建以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TFP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TFP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TFP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OFDI对TFP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显著促进了TFP增长。当前中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促使OFDI产生正向生产率溢出的水平。样本期内中国OFDI与金融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倾向于具有较高的TFP。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6～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影响,东道国金融风险抑制中国OFDI流入的同时会将投资挤入邻国。渠道分析发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信贷活动是金融风险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其中公共部门债务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不同,中高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更加显著。     

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6国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PRS发布的ICRG中“一带一路”沿线56国的国家金融风险数据,探讨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金融风险各因素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东道国债务偿还能力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汇率稳定度和外债占GDP的比例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常账户余额占总出口百分比在不同模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现象,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较高。为有效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应继续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增强国际金融风险应对能力;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投资监管,提升跨国企业金融风险防控水平;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     

OFDI逆向技术溢出、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首先采用熵权法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金融发展处在较高水平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更明显。     

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

东道国的金融环境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金融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为此,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企业OFDI扩展边际中更为明显;在剔除金融危机、避税国家、金融行业的干扰以及替换解释变量指标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助于加强其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不同投资模式下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在前三大行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能源行业OFDI二元边际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金融发展角度理解企业OFDI的结构性特征(二元边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OFDI是否提升了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从OFDI的动机视角入手,系统梳理了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的理论机制。实证方面利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和贸易微观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净效应为正,其通过技术反馈效应、市场深化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均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产业升级效应则产生了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控制了OFDI的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稳健;分位数估计发现OFDI对中国低、高、中技术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存在依次递增趋势;系统GMM估计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持续性特征,当期产品的技术层次易受前期积累的影响。除此之外,门槛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均对OFDI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但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母国吸收能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检验我国OFDI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产生的条件,运用我国2004²010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OFDI渠道获得的国际R&D并未显著提升我国的TFP。然后考察了6个衡量母国吸收能力的指标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经济开放度和研发强度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没有起作用;技术差距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中国省际OFDI、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地域广袤、地区差异明显的中国,研究省际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需充分考虑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考察中国省际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估计表明,本地OFDI的发展不仅可以提升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还将通过空间溢出显著推进周边尤其是邻接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且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并随时间的推进日益增强。但现阶段中国省际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溢出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国内OFDI政策的制定需充分考虑OFDI与国内经济的互动及其在地理空间上的溢出影响,形成以地区统筹发展和差别化调控为重点的投资政策体系,更好地实现"以开放促发展"。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三方”效应——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考察

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三国模型,文章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所依赖的空间网络化效应。研究发现,当企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会逐渐从贸易引致型OFDI转型为出口平台型OFDI进入海外市场,即企业OFDI会考虑到某个区位是否受到第三方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将OFDI生产区位选择到目前已拥有水平型OFDI的临近区域;市场潜力对OFDI空间网络化效应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选择贸易引致型OFDI时,更倾向将OFDI的区位选择到市场潜力较大的区位。     

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并结合2003~2011年71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双边投资协定(BIA)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TA对OFDI具有负向抑制作用;针对不同经济体、不同年份,水平型FDI、垂直型FDI的相对强弱会存在差异,进而FTA的负向投资效应也会发生变化;同时,BIA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实证结果非常稳健,它不随实证模型、计量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的变化而改变。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及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同时,金融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发展起来。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许多,金融发展这个因素举足轻重,研究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地区差异的视角,选取了我国27个省(市)2003-2014年的数据,分析了全国及各地区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对我国OFDI的影响,另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他经济因素对我国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和我国OFDI呈反向关系,金融结构则促进了OFDI的发展,而金融效率则分地区对OFDI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工资等因素对我国OFDI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却对OFDI产生了一定的阻碍。本文在最后就金融发展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与分析——从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角度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有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处于起步晚但是发展快的局面,但就其结果却众说纷纭.我国究竟是否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假使存在,其效应是否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仍然是研究重点.本文利用我国2003年~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借助OLS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确在我国存在,且有促进经济发展作用,但是东中西部存在不同.     

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21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制度质量在当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作用；分指标中金融发展规模、深度和稳定性对中国OFDI促进作用同样显著；金融发展与制度质量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其在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创新在于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包含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同时，不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以RCEP成员国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因此文章为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高效、高质量地在东道国展开投资，合理利用当地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降低投资风险提供了实证经验，有助于深化我国与RCEP国家投资合作。     

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和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第三国效应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型态倾向于复合性的FDI,且不受第三国效应影响;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此外,人均收入越高及文化邻近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显著有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市场机会对中国OFDI有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国有企业居主导地位,且倾向于投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     

O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问题研究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开始快速对外进行直接投资(OFDI)。 随着此类投资规模的扩大,出口贸易额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那么,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额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学者认为 OFDI 对出口贸易存在替代或互补效应,另一些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了创造性的影响。 文章选取 2008-2020 年中国对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从联合国 UN comtrade 双边贸易数据中筛选出口贸易额数据,OFDI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借鉴引力模型,分别对中国 OFDI 对其出口总值的影响、中国 OFDI 对其与不同国家出口值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出口贸易产生创造效应。     

长三角OFDI、吸收能力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长三角1地区25个城市2007—2014年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等表示吸收能力的变量均必须达到并超过某个特定门槛,OFDI才能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随着吸收能力水平越高,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越显著。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FDI均能对OFDI产生影响。     

国际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建立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FDI、OFDI等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知识产权保护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对外贸易、FDI、OFDI对国内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门限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未跨过某一特定门槛值时,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FDI、OFDI未能对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后,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研究还表明我国大部分省份未跨过门槛值,处于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区域内。这意味着我国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较低,制约了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OFDI反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研究

利用2004-201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发资本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能否消化吸收OFDI的溢出。实证结果得出,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是吸收OFDI溢出的关键因素,而且东中西部的吸收能力水平存在差异,东部的吸收能力明显的高于中西部。为了利用OFDI对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需要政府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来提高区域的吸收能力。     

双向FDI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基于区域金融发展的门限效应

本文基于2008年-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区域金融发展为门限变量,构建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探讨双向FDI与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FDI和OFDI对我国各区域的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门限变量为区域金融发展。仅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门槛值时,FDI与OFDI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效果才更加显著。未来,我国应全力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在"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政策基础上更有力地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     

RTA法律化水平、制度效应与中国OFDI

区域贸易协定(RTA)的缔结对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异质性视角,构建了RTA框架下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从理论层面厘清了RTA法律化水平对OFDI的作用机制。通过对RTA条款进行“法律化水平”赋值,并以2003～2019年中国对147个国家或地区OFDI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其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RTA法律化水平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且缔结高法律化水平RTA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缺位、弱化国家双边制度距离的投资抑制效应,来促进中国OFDI发展。文章进一步将RTA条款进行细分量化构建异质性条款法律有效指数,检验结果表明RTA法律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条款异质性。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