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分析

中国的改革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是新制度被制定及旧制度被替代的过程。我国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决策权、财政支配权及制度变迁的供给权的情况下，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制度变迁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分析

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尤其是对农村合作金融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可将建国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划分为彼此关联的五个阶段。重点考察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安排的结构和内容，以及获得的制度绩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分析制度变迁的特点和模型，认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是各利益主体的寻利动机，主体是地方组织而非经济个体，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模型属强制性变迁，而不是诱致性变迁。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分析

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尤其是对农村合作金融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可将建国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划分为彼此关联的五个阶段.重点考察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安排的结构和内容,以及获得的制度绩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分析制度变迁的特点和模型.认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是各利益主体的寻利动机,主体是地方组织而非经济个体,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模型属强制性变迁,而不是诱致性变迁.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无论哪一种制度变迁方式,意识形态均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到一致的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工具.它能修正个人行为,从而减少或克服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促进制度变迁的实现,减少制度变迁构成中的交易成本,它必须具有灵活性、崇尚创新性、敢于纠错性和不断开放性等特点.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我国农业改革的选择

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必须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替使用才能降低变迁成本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长期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虽然后期强制性的特征有所加强，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前，应选择回应性的、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地方政府参与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解决急需的强制性制度需求，使制度供给与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我国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制度变迁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二十世纪末我国农村的一种制度创新形式，其发展历史可划分为前期的发展壮大时期和后期的动荡收缩时期，前一时期呈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而后一时期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农金会这种制度创新形式因其曾经具有巨大社会经济效益而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与生俱来的制度性缺陷又致命地损害了其制度绩效。     

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弊端及其应对

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方式的不同，制度变迁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自身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以及谈判成本高、实施难度大等特点，导致制度供给总是少于制度需求，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占据了制度变迁的主导地位。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制度短缺以及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等问题，但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之。     

反腐败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韩国反腐败制度变迁历程的新制度经济学考察

反腐败模式的演进历程本质上是制度的替代、转换过程。韩国的反腐败制度经历了由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转换的复杂历程。在韩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历程中,收益递增、交易成本和风险不断下降、路径依赖构成了韩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根本逻辑。在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过程中,民主法治、民众意志的觉醒、正式制度的完善和反腐败第二行动集团的出现最终催生出满足韩国政治市场需求的反腐败稳定机制。     

近代江西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

在传统时代,江西农村金融体系主要以非正式金融为主.民国以降,随着现代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和政府政策的推动,江西农村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迅速.与之相比.传统的主要金融机构钱庄与典当因受战乱和经济萧条影响而衰落.近代江西农村金融体系的转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交织的产物,同时还与北伐、苏区革命与"剿匪"等事件密切相关.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

具有激励与约束功能的制度安排必须是其自身的连续的扩展过程，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这一点上具有不同的特征。基于这一点，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的投资者保护乏力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逻辑所导致的制度安排缺乏自身扩展性。对此，可以采取鼓励发展私募资本市场，鼓励投资者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强化证券监管机构的事后处置效力与效率；重视证券业协会的作用；塑造社会约束环境等制度措施，以解决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保护问题。     

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农民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

根据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专门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视角深入分析合作社的产生机理及未来发展方向。在分析促使合作社产生和发展的诱致性变迁因素的基础上,以股份合作制为例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农民合作社未来发展路径的制度安排。     

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假日效应研究——基于收益和波动的视角

为研究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假日效应的存在性及其特征,本文从收益和波动出发,在构建学生分布随机波动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贝叶斯MCMC模拟技术对中国铜、铝、橡胶、大豆、豆粕和小麦期货市场的假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假日前和假日后信息对商品期货交易收益及其波动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对不同交易品种而言,其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均存在一定差异;更具体地,对各类假日分别进行分析发现,元旦、春节、劳动节和国庆节的假日前和假日后信息对商品期货收益及其波动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且比分类之前假日前和假日后信息的影响能力明显增强,其个性特征也更加突出。     

基于参与者行为分析的乡村集市制度变迁研究

在一定的约束下,乡村集市稳定在销售者销售劣质商品而购买者出低价的低水平交易均衡点上,政府的理性选择是打假不打劣。乡村集市要想实现更高层次的均衡,则需要销售者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面临的支付成本很大而消费者对优质商品与劣质商品的效用有差异,制度变迁将以此为目标而进行。在乡村集市的制度变迁中,需要发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通过对正式制度的强制性变迁,进而促进非正式制度朝着有利于乡村集市层次提升的方向变迁,这将是制度变迁成本最小化的有效途径。     

我国商品期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系统工程的思想,把影响期货市场的风险因素看成一个有机系统,运用解析结构模型法(ISM)对指标进行结构分析,理清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指标在系统中的权重进行识别,最后建立了商品期货市场风险预警系统。     

从南山集团看我国乡村企业制度变迁

乡村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最为突出的新生事物,其由小到大的发展体现的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从个别乡村企业的案例归纳整个乡村企业制度变迁的共性无疑是有意义的。针对山东南山集团的个案进行研究,并归纳了其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乡村企业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认为强势人物、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在乡村企业发展初期是极为重要的。     

制度概念的视域与制度变迁的动力研究

通过制度概念视域的转换,从人与物的最一般关系的分析中,确认了人对物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和内涵,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独立性所导致的人的欲望的无限性或人的无限的否定性,进而论证了人的自由度饥渴。从制度的自由观出发,论证了自由度落差是制度变迁的最根本动力,同时分析了制度变迁的两种雏度,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繁荣和挑战进行了简要评析。     

制度变迁视域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研究——以上海市非营利组织发展为例

在强调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今天,非营利组织无疑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当然,这是以非营利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必然受到特定环境下的制度的影响。因此,制度就构成了分析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鉴于此,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分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逻辑演变,有助于从宏观上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走向,进而为公共政策实践提供思考。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探析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动态发展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性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相互兼容的,因而这种制度变迁具有很高的经济绩效.     

成交量、持仓量对我国大豆类期货价差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简

采用GARCH（1,1）模型就成交量、持仓量对大豆类期货价差波动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当期成交量、持仓量对大豆期货价差波动的整体影响是显著的;滞后成交量、持仓量对大豆期货价差波动的整体影响也是显著的;当成交量、持仓量同时进入条件方差方程时,它们对大豆类期货价差波动的影响整体上也是显著的。这一结论揭示了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信息传递过程,验证了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信息非有效性,对期货市场投资者以及期货市场监管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