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政策与人口城市化

分析了户籍政策的形成背景及特殊意义,指出尽管户籍政策对城市化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因其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被取消.据此提出了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不再过分强调人口向城市聚集,代之先进要素向城市聚集;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则以职业转换取代空间转换,或采取人口迁移的反梯度政策,走先发展经济,后进行人口空间聚集的农村城市化之路.     

中国户口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 ,从完全禁止户口迁移到数量限制政策 ,再到征收费用政策和放开小城镇入户限制的逐步放松户籍管制政策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加 ,损害逐渐减轻。我国放开小城镇户籍限制的改革放活了地方经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是由经济内生决定的 ,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进程。那些放开户籍限制的城市也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问题。放开户籍限制不会构成对城市就业、住房、治安、交通的压力 ,反而创造了发展的契机。     

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1年的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对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层面的科教文卫支出占GDP的比重、城市主观排斥,以及个人层面上的基本情况、乡土记忆、城市体验、未来期望等因素,对城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城乡身份认同均具有显著影响。根据模型结果,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大城市户籍应该逐步放开

国家“十五”期间实施城市化战略。要推进城市化进程首要的是增加城市人口 ,有计划地减少农村人口。如何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解决好几亿农民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流动 ,是中国跨世纪城市化发展的重大问题。它的成功解决首要的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本文提出相关政策 :将户籍管理制度转变为户籍登记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 ;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取消城市保护就业措施 ;和逐步放开大城市户籍管理。     

高校农村籍大学生户籍迁移意识转变及原因分析

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被赋予了教育、就业、保障、医疗、住房、福利等一系列附加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户籍及相关政策的调整改革,越来越多的农村大学生在利益的驱使下对户籍迁移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限购令取消户籍限制的利弊分析

一、限购令取消户籍限制的优点分析限购令取消户籍的限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取得初步成效的情况下提出的,若该项政策能顺利实施,将会产生如下政策效应。1.有利于释放外地户籍人群的刚性购房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东西部经济水平差距较大。随着城市化进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及预测

基于1978-2008年的数据,利用协整模型,实现了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发展趋势的多因素分析及预测,结果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益的。而在第二产业尚未充分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会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加强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降低城市户籍的准入门槛,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通过第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积极扩大就业,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其自身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调整以往城市倾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实现城乡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应提倡教育券制度

在“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的欢呼声中,其实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户籍都留在老家,却要在父母打工地接受义务教育。他们享受不到老家的免收学杂费政策,也可能享受不到流入地的免收学杂费政策。就此,去年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市长刘志庚建议,国家有关方面应当统筹协调,发行“教育券”,让农民     

媒介视点

近日,温州对地方版限购令进行调整,允许本地户籍家庭在市区购买第二套住房,成为首个"松绑"地方楼市限购令的城市。1关键词温州限购令松动《证券时报》的评论认为,从政策本身来看,温州并未突破中央的调控底线,因此也就谈不上"松绑"。当初温州限购令之所以严于中央,是因为房价上涨幅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投机炒房现象严重。而     

马光远：为限购政策辩护几句

以北京为代表，上海、青岛、济南等城市近期都推出了自己的限购政策，这样，通过“限购”抑制不合理的需求，通过加大保障房建设增加供应成为本次楼市调控的主要特征。从民众对限购政策的反应看，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种以户籍为主要依托的限购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歧视。以北京的政策为例，北京户籍的人最多可以拥有两套住房，...     

大城市开发区流动人口居住特征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主要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上海开发区--浦东新区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大城市具有明显的非居民化的居住特征,表现在居住场所集中于城市边缘,居住地更换频繁,居住质量差和居民身份认同感缺乏.为了保障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居住健康和大城市整体的健康发展,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和谐,有必要采取措施,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调控城市人口规模,制定流动人口的居住标准,提升住房质量;增进流动人口的居民身份认同,;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增进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居住融合.     

“持学历农工”现象探析

"持学历农工"是指在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下,持农业户口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且拥有高等学历证书的人员。本文通过对持学历农工身份的界定和分析,提出现阶段在我国"持学历农工"现象存在的问题,为政府引导"持学历农工"合理流动和规范管理提出建议。     

加强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外来人口不断增加 ,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虽然传统的城市户口二元化管理的改革势在必行 ,但是对外来人口的管理的加强 ,也是必然的。作者通过对广西、广东、海南以及重庆等公安部门的调查 ,找出了我国城市外来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 ,并提出建立健全外来人口管理体系应该加强党政领导、调整管理思路、确定管理原则、探索管理方式等对策和措施建议。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还称不上是一次彻底的、成功的改革,与加速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它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提高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和成本,人为地造成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对立,成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制度瓶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以去利益化、城乡一体化、迁徙自由化为目标和方向,在中央的统一规划下,剥离户口所附着的福利功能,恢复户籍制度的本真功能,同时改革嵌入户籍制度之中的其他二元制度,整体推进.     

城市生活垃圾困境与制度创新——以台北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为例

我国许多城市正面临“垃圾围城”困境,这种困境其实并非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困境的根源在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制度缺失.制度缺失既包括我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方面的法律缺乏明确而可操作性的权利义务界定,也包括垃圾收费制度没有体现“多排放垃圾多付费”的原则,致使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成效甚微.我国台北市将垃圾分类收集与垃圾费...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s of congestion externalities

This is the second in a series of three articles on the topic of congestion externalities. We use an urban general-equilibrium model to compute two types of cities: the market-equilibrium city, in which congestion externalities occur, and the optimum city. The optimum city has a more dispersed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and a more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f residence. If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is fixed, the optimum pricing of transportation generates a per capita welfare gain of $3.78 per week. If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is endogenou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congestion externalities causes the city to grow.     

“双转移”趋势与城镇化模式转型

基于近年来产业梯度转移加速及劳动力回流中西部就近务工的趋势,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应当重视发挥劳动力的驱动作用,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推动力度及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中西部要立足于延续和扩大劳动力比较优势,以承接、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来加快城镇化;东部应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与高附加值产业,以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镇化质量,最终形成我国"雁阵模式"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格局。当前重点是将中西部中小城市快速扩张为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发挥其在分散型城市群战略中承上启下的集聚效应与辐射作用。同时指出应积极探索户籍、社保、住房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及人口实质性城镇化的进程。     

Family Arrangement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Among Migrants: A Case Study of China

As China is experiencing an urban revolution with massiv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millions of children are profoundly affected by their parents’ migration and their decisions about family arrangements. With the discriminatory hukou system and harsh living conditions in cities, the dilemma migrant parents face is whether they should take their children with them to the city or leave them behind. This decision determines the household, school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s that children live in, which, in turn, shape their well-being. With a unique strategy of comparing ‘left-behind children’ to ‘migrant children’ and a gendered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different family arrangements among migrants and consequent housing conditions and gender dynamics affect children's educational well-being.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complex impact of family arrangements on children, which is conditioned by wage income and the gender of the absent parent and the child. We find that children from less favorabl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benefit more from moving to cities. Children living with both parents and those living with their mother or grandparents tend to do better. While the effect of housing conditions is marginal, family arrangements have a gendered effect on children. Rela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vi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