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所得税：如何调节收入分配

传统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是公平与效率权衡的产物。但是,这种结论并没有考虑逃税因素。如果将逃税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在不同条件下将存在差异,公平与效率可能同时实现。本文从公众收入中存在的隐性收入出发,分析了这种收入对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总结出个人所得税存在高结构累进性与低结构累进性两种再分配机制。对于我国而言,低结构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才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产业智能化、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升级

在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过程中,产业智能化将如何影响国内的产业结构?基于产业智能化的基本定义,通过智能化相关指标构造产业智能化指数,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探析产业智能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静态和动态关系,研究收入分配如何影响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并考虑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得到结论如下:(1)产业智能化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但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2)产业智能化和产业结构升级都存在惯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智能化随着时间推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断减弱;(3)城乡收入差距减缓了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并加速产业智能化造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本-劳动收入份额比值正向调节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负向作用;(4)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不显著,并且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也不同.     

产业结构变迁、劳动力市场扭曲 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放缓的趋势。本文建立了包含劳动力市场扭曲和部门效率差异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的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劳动力部门间再配置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特征事实。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是导致中国总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而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减弱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增长则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起到了遏制作用。这些结果证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政府可以实施放松服务业进入规制和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等政策,提高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创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 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汉森（Hansen）门槛回归分析的方法,从R&D强度、产业结构两个角度研究了1978-2012年我国R&D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实证结果显示,当R&D强度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断加强;当工业占GDP比重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不显著转变为显著为正;但当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由显著为正转变为不显著。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内生动力：需求还是供给

一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内生动力包括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本文构建了综合上述两类影响因素的产业结构转型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校准和模拟，本文发现需求方面的收入增长和供给方面的资本深化两个因素对我国结构转型的影响较大，而技术进步率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因此，保持一定的投资速度，从而稳定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深化资本劳动比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同时，为了在未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进一步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率。     

中国社会福利和收入再分配： 1988-2007年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s）1988-2007年的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中国福利体系的大小、结构及其再分配性质。本文发现，中国的福利体系仍然存在巨大的城乡分割，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更全面，福利收入更丰厚，其福利水平接近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而农村的福利制度则不完善，福利收入非常微薄。同时，城市的福利收入体系尽管近几年的再分配作用有所减弱，但总体而言是累进的，有效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而农村的福利体系几乎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没有影响，但从2007年的结果来看，农村累退的福利体系开始向累进的方向转变。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收入在2002-2007年间大幅度增加，并发挥了巨大的再分配作用。     

利率效果区域异质性、收入跨区 影响与房价溢出效应*

本文首先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解释了中国不同城市间房价溢出效应、收入对房价的跨区影响,以及利率调整对不同城市房价的区域异质性影响。本文利用GVAR模型对该框架进行了实证,结果显示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波动对其他城市具有较大的溢出性,而中西部城市的房价溢出性则不明显。一线城市和东部城市的房价波动不仅受本城市人均收入变动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他城市收入变动的影响,而中西部城市的房价则主要受本城市收入变动的影响。利率变动对一线城市和东部城市的房价影响则较大,而对中西部城市的房价影响有限。本文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比如政府应通过稳定一线城市房价以达到稳定全国房价的目的,促进公共产品均等化,实行地区差异化的房地产政策等。通过利率调整来调控房价也是一个可行的政策选项。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高管 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 ——价值分配的视角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和委托代理理论，在价值分配视角下，阐释了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高管效用敏感性变化规律以及不同高管激励机制运行特征，构建了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方案，并利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体系对企业价值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成长期和蜕变期，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有效抑制代理成本；而高管声誉激励机制仅在企业成熟期表现出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生命周期各阶段内，控制权激励均未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相反在蜕变期，控制权沦为高管挖掘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改善薪酬激励期限结构，提升声誉激励和高管市场约束的持续性，构建高管控制权管理制度体系是实现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的必经之路。     

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 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杭州的调查

宅基地流转是优化农村建设用地管理的重要途径,也涉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居住方式转变等问题。目前进城农民工放弃宅基地现象较为普遍,引起学界关注,有关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日增,但是对于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差异分析并不多见。基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本文在杭州市城区浙江籍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利用SPSS的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发现,不同代际农民工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影响程度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退出意愿。本文建议针对影响因素的差异性,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增强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减弱农村拉力和城市推力,引导农民工退出旧宅基地。     

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与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

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依据CHIP家庭微观调查1988-2007年的数据,使用基尼系数分解以及非参数分解等多种方法,本文试图对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等不同类型的家庭从业模式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从整体的收入分布来看,早期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更多伴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而后期经济增长则带来更多福利改善;其次,家庭主要非农收入来源是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所得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本地非农就业则具有扩大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程度也有所改变;最后,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不同群体,但并非平均分配,不同群体获益情况不同,增长和不平等通过作用于不同类型家庭影响到最终的收入分布。     

收入差距、挤出效应与高房价

本文考察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市房价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微观上通过挤出效应、在宏观上通过储蓄率的上升引发过度住房投资,助长了房价。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表征的收入差距,还是用高收入阶层所占总收入的比例表征的收入差距,在经验分析上都与高房价高度正相关。这意味着改善收入分配或通过各种手段限制高收入者的住房投资需求应成为房地产调控的政策选择。     

金融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优化*

本文阐释了金融结构(包括银行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金融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金融资源在数量规模和结构层次上的匹配程度，金融要素之间根据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形成相互分工协作，在促进金融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优化；(2)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银行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逐级递减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型商业银行市场融资份额占比过高将不利于优化收入分配；(3)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影响效应，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将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     

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人口分组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使用199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动态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城市化水平、消费习惯形成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也有重要的潜在影响;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本文的结果依然基本稳健。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金融的变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无论在规模、结构、业态，还是在功能、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准确、全面、客观地分析和了解中国金融的现状，总结中国金融4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经验及利弊得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的深度改革和全面开放的重要前提。本文从金融资产规模和结构、融资工具和融资机制、金融业态、金融功能和金融风险、金融开放以及金融监管模式等方面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的变革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和与中国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     

我国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与思考

我国国民贫富差距较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政府在税收方面采取了很多政策举措,希冀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并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使税制整体呈现出累退性,个人所得税对工薪收入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财产性收入调节的缺位,增强了个人所得税制收入分配逆向调节的特征,财产税的缺失导致富裕家庭大量财产游离于政府税收制度调节之外。     

实际汇率、进出口贸易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结构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除了对它作价值判断外,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在结构VAR模型基础上,讨论实际汇率、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潜在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①实际汇率升值和贸易自由化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②实际汇率冲击能解释50%左右的贸易开放度波动,累积负效应在长期内才能转化成正效应。③贸易开放度冲击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W型,累积影响是持续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④实际汇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M型。尽管实际汇率冲击在一年之后只能解释8%左右的收入差距波动,但累积传递率从第7个季度开始不断上升。     

迁移类型、户籍身份与工资收入水平*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考察各类迁移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OLS及PSM估计结果均表明各类迁移有利于工资收入水平的提升;采用局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迁移范围来看,市外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市内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分户籍类型来看,农村户籍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城市户籍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综合比较各种迁移类型的收入增长效应,由强至弱可以将其排列为：永久移民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外迁移、本地居民市外迁移、城市户籍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内迁移、城市户籍市内迁移、本地居民市内迁移、永久移民市内迁移。城市化的核心在于满足居民的自由迁移意愿,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鼓励就近城市化而妨碍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城市化模式尚未得到收入增长激励的支撑。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应注重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系。     

收入分配、需求体制与经济增长*——基于“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197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以及总需求的长期效应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MKK）理论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我国的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拉动型，但是包括净出口在内的总需求体制为利润拉动型。（2）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对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净出口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和国企主导的“逆周期”投资和非利润导向型投资。（3）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民间投资占比提升，我国的国内需求体制有向利润拉动型转型的趋势。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需求体制更偏向于利润拉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