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扭曲变动的解析——资本结构变动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

本文对1985—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要素配置扭曲系数的变动进行了解析。要素配置扭曲系数的变动一方面是由于不同行业间投资结构失衡所引致,但是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不同行业间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差异对要素报酬率变动的影响效应。笔者发现：（1）近十多年来,部分重化工业的资本快速扩张引起行业间投资结构失衡,并加大了行业间的要素配置扭曲程度;（2）相对于1985—2000年间,技术进步因素在2001—2010年间对要素配置扭曲系数的变动的影响效应越来越大。本文建议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限制一般生产性的资本投资鼓励政策,而更多转向鼓励创新和研发投资的政策,鼓励体现有技术进步因素的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价值分配的视角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和委托代理理论,在价值分配视角下,阐释了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高管效用敏感性变化规律以及不同高管激励机制运行特征,构建了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方案,并利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体系对企业价值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成长期和蜕变期,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有效抑制代理成本;而高管声誉激励机制仅在企业成熟期表现出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生命周期各阶段内,控制权激励均未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相反在蜕变期,控制权沦为高管挖掘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改善薪酬激励期限结构,提升声誉激励和高管市场约束的持续性,构建高管控制权管理制度体系是实现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的必经之路。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0-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金融规模发展和金融效率发展两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以及中间渠道。研究结果发现,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且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无论是从金融规模发展角度还是从金融效率发展角度去分析,都证实了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融效率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显著地高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且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通过引入衡量金融发展缺陷程度指标（民间金融发展规模）,证实了中国金融发展体系效率低下。民间金融发展具有TFP增长效应,且民间金融发展TFP增长效应要显著地大于正规金融发展的TFP增长效应。     

中国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机制研究* ——基于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动态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方法,测算了2000-2014年上中下游价格指数及各细分行业价格指数之间的传导效应,并分析了货币供给因素对不同价格指数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对上中下游所有价格指数均能产生影响,对下游价格指数CPI的驱动效应最显著;上中游价格指数向下游价格指数逐级传导效应显著,但跨级传导效应呈递减趋势;同时下游价格指数的变动也会倒逼中上游价格指数变化,但跨级传导效应基本无趋势性。     

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基于边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边境效应来测定自由贸易区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程度。通过2000-2009年这10年的面板数据,在理论上验证了以下结论：东盟区域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和边境效应普遍降低;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世界其他主要贸易国家的边境效应却在不断提升,这反映出东盟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提高。此外,在本文的研究中还发现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与其他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同质化结构不同,东盟区域内既有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也有依然被联合国定义为贫穷、欠发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结构必然会造成贸易层面上的分化,折射出东盟在内部融合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协调和分化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深层次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的小幅回落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相对低迷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一些亮色。
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它将延续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使“新常态”的4典型特征进一步持续。但在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房地产周期调整的进一步加大、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持续以及财务困境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异点。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
报告对常态情形下的参数进行假设,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5年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计2015年在常态情形下GDP增速将达到72%,CPI为27%,投资增速为123%,消费增速为118%,出口增速为56%。     

土地财政问题再思考——“消费补贴投资”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模式

社会各界对土地财政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普遍关注。本文重新思考该问题,建立一套全面解释土地出让收入快速增长的理论框架,归结为动机和能力两大因素。前者激发了地方政府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的主观意愿,后者则是保证地方政府顺利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的客观条件。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地方政府,它们发展经济的动机一直非常强烈,根本原因在于政绩考核机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及其带来的土地需求快速增长,构成了能力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出让收入快速增长的源泉。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一条“消费补贴投资”的发展路径,土地财政是实现这种发展模式的核心手段。地方政府获取大量的土地出让收入,转化为对工业资本的财政补贴。     

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研究综述 ——基于支出“运作机制”视角

调节收入分配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政策”则是政府发挥这一职能的有效手段之一。对此,本文从理论上综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包括前沿的公共产品内在分配效应研究、标签分配政策、定向政策、实物补助政策和“付劳收益”政策研究。通过理论综述和比较研究,本文探析了这些政策对于中国公共福利政策的借鉴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福利支出项目、提高福利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1年CHARLS数据,利用Multinominal Logit模型分析了45岁~60岁劳动者个人特征、配偶特征以及家庭特征对他们延迟退休意愿和无休止劳动意愿的影响。本文发现,女性、具有高级职称和农业户口的劳动者更愿意延迟退休,在企业工作、具有农业户口和受教育程度偏低的人倾向于无休止劳动。对延迟退休意愿进行性别差异分析的结果表明,男性延迟退休意愿随着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妻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现先降低后提高的“U”型趋势。女性的延迟退休意愿随着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但并不受丈夫的影响。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无休止劳动的预期均下降。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一致性研究 ——基于我国“十县百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十县百村”的大样本调研数据研究农村公共品建设意愿的一致性问题。统计分析表明,农户最需要的三类公共品分别是乡村道路、灌溉设施和农村社会保障。通过对比村级和农户的公共品建设意愿发现,农村公共品建设的一致性程度很低。进而本文采用多元logit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影响一致性的因素有：性别、是否党员、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人均土地面积、是否是新农村示范村、村长是否选举、村级公共开支总额。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S 8 000农户数据

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难以维持。构建具有现代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实现机器对劳动的替代。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流转速度仍然很缓慢。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对CHIPS2008的8 000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 Probit和2SLS方法来回避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大有助于提高农地流动的概率,但非农就业比对土地流转的正面作用会受到来自农业兼业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与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高,这揭示了城乡分隔体制下的中国小农经营与外国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化农场经营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第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降低他们对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手段的依赖程度。但从具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无城市户口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要比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因素更为显著。     

以发展看经济增长质量： 概念、测度方法与实证分析 ——一种发展经济学的微观视角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步入新常态,应该特别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本文从发展理念出发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蕴含的发展质变即可行能力的提升,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模型。然后,以结构方程模型为工具,依据全国样本数据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可行能力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过度追求GDP反而会偏离发展的根本目的;教育对于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贡献最大;过大的收入差距有碍人们可行能力的提升;我国人口的可行能力分布存在着显著的结构特征;西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最高,中部最低。     

信贷融资对异质性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基于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角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于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的综合视角,系统研究了信贷融资对异质性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本文重点围绕商业信贷对银行信贷的促进作用展开分析,从企业层面为中国出口增长“奇迹”提供来自金融视角的证据。本文在异质企业出口模型中引入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论证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通过缓解出口成本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参与,并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和IVprobit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发现：（1）改善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融资状况会提高企业出口概率;（2）商业信贷对银行信贷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企业参与出口;（3）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参与的作用不受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行业竞争性和企业出口固定成本差异的影响,银行信贷的作用则受上述差异的影响,商业信贷对银行信贷的促进作用受企业所有制和企业规模差异的影响。因此,发展信贷融资、建立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的互融互通机制,是加快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举措。     

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间的企业所得税竞争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空间滞后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仍然可以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开展中国式税收竞争。本文在构建省级企业所得税优惠衡量指标的基础上,使用面板数据空间滞后模型分析表明,中国地方政府间存在无序的策略互补式税收竞争,并且在企业所得税名义税收优惠上的竞争比实际税收优惠更为激烈。中央政府有必要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收优惠入手,采取措施规范地方政府间的企业所得税竞争行为,但同时也应该保持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及其实施效果的连续性。     

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基于24家银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收集了2003-2010年24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首先通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银行业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然后利用TFP分解模型对商业银行TFP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整体来说,中国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所有年份均实现了明显的增长。相对而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研究初期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TFP增长率开始不断上升,并逐渐赶超中小型银行。通过对TFP增长率的分解计算,技术效率变化和要素配置效率变化对中国银行业TFP增长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而规模效率变化的负面作用最为显著。     

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锁定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矫正城镇化扭曲视角的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表明,扭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造成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重要的社会结构原因.文章将我国的产业发展低端锁定问题拓展至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两个部门,将城镇化扭曲投影到城镇化建设的动因扭曲、主体扭曲和功能扭曲三个维度,构建"两部门?三维度"分析框架,采用典型化事实与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困境,并构建PLS-SEM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探讨了矫正城镇化扭曲,实现我国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路径选择.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工业化弱质问题表现为结构演进受阻和效率提升缓慢,我国的服务业滞后问题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保障消费能力不足.改善地方财税制度可以显著地降低土地城镇化水平,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可以显著地降低农民工城镇化水平,在供给侧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显著地降低城市病水平,进而矫正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动因扭曲、主体扭曲和功能扭曲.矫正城镇化扭曲对于改善我国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问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