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跨境债权转让的法律分析

为应对短期外债指标调减的影响,境内外资银行采取不通知债务人的跨境债权转让方式,试图从其境外联行融入外汇资金后将外债责任转嫁给债务人.本文对该种外汇业务进行全方位的法律分析,以昭示其真实本质,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     

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法律风险及防范对策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主要包括不良的债权资产、物权资产和股权资产等,由于种类繁多,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在处置时存在各种各样的法律风险,稍有不慎,就会给银行造成资产损失。本文分析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常见的法律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我国短期外债风险的控制不可掉以轻心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衡量国家债务风险的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等指标一直保持在国际安全线内，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例也在国际安全线以内，但我们也发现．短期外债占外债总余额的比重自2001年以来已持续超出25％的国际安全线并呈继续上升之势。这表明，虽从总体上说．我国外债风险是可控的．但短期外债的持续迅猛上升而引发的潜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应当引起人们的警觉。     

论银行保理商国际保理风险的法律防范

近十多年以来，国内商业银行纷纷从事国际保理业务，保理方式成为银行传统业务竞争中的新亮点。国际保理涉及多方当事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厘清这些关系有助于银行避免和控制保理业务操作中的风险。本文分析了银行保理业务中面临的法律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措施。     

关注银行外债中的“隐形翅膀”

随着我国经济逐渐复苏、人民币升值预期增高以及本外币利差的扩大,国际资本对我国的投资热情再度升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外债规模一度大幅度下降。但自2009年3月末,外债余额触底     

银行信贷资产转让面临的法律风险及风险防范措施

<正>信贷资产转让是指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如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等)之间,根据协议约定转让在其经营范围内的,自主、合规发放尚未到期信贷资产业务。该业务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欧美,80年代到90年代在全球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这项业务已经成熟发展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而在我国这项业务是在2001年才开始被逐渐认识和接受的金融创新业务。2008年美国的次债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为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009年中国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刺激之下,银行信贷量剧增,尤其金融机构之间信贷类资产转让业务成为2009年乃至今后中国金融业的一个亮点。     

公众参与、银行监管和银行风险

鼓励公众参与是赋能银行监管的重要途径。本文将银行监管领域中的公众参与区分为公众监督监管行为（公众监督）和公众举报违法行为（公众投诉）,并使用2SLS-IV回归法,探讨了两类公众参与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两类公众参与均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但其发挥作用的渠道机制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公众监督通过提升监管执法规范来降低银行风险,而公众投诉则通过加强监管执法力度来降低银行风险。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反腐败强度越大,公众监督的影响效应越强;银行资产规模越小,公众投诉的影响效应越强。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建议银行监管改革在注重监管机构“从上而下”治理思路的同时,还应重视公众参与“自下而上”的作用。     

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中的债权转让问题

债权转让制度是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易发展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债权转让成为投资流动化不可或缺的要件。债权作为财产权,具有利用价值,从而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可以用作交易。现代社会,债权的资本化已成为人们的一般观念,因而债权可以作为资本用来投资,成为资本的体现和交易的客体。银行贷款债权转让是银行将其享有处分权的信贷资产债权有偿转让给债务人     

债务展期金融契约视角下信用担保风险定价研究

通过把存款保险定价思路引入到信用担保风险定价领域,从信贷债务展期金融契约视角构建的信用担保风险定价模型及其数值求解方法,并进行的实证分析证明了基于债务展期金融契约视角下信用担保风险定价模型的科学性与应用前景.     

中国外汇储备资本化风险管理分析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外汇储备的投资趋势和资本化目标的不断强化成为全球外汇储备风险管理的新特点,并推动外汇储备由宏观风险管理向微观风险管理转变。各国货币当局在对外汇储备进行数量和质量双重管理的过程中,都力争通过合理的目标选择、投资结构调整、治理结构安排以及风险技术应用,最大限度地降低外汇储备风险,最优化地实现外汇储备资本化的收益。因此,中国在运营巨额外汇储备的过程中,应该建立并完善以＂多层次＂的外汇储备风险管理治理结构安排、＂多元化＂的外汇储备投资运营手段,以及＂多样化＂的外汇储备风险管理技术为三大支柱的外汇储备资本化的风险管理框架。     

杠杆率重估与债务风险再探讨

现有研究流行以债务率(债务/GDP)指标衡量杠杆率及其债务风险,而关于该指标适用性的探讨却较为不足。理论分析表明,债务率指标忽略了与偿债能力相关的资产情况,存在学理上的缺陷和实践操作上的不足,不是衡量杠杆率的完美指标。本文构建并测算了宏观层面以资产负债率(债务/资产)指标衡量的杠杆率,为健全宏观杠杆率指标体系提供了有力补充。利用资产负债率、债务率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转化关系,本文克服了该杠杆率指标的估算难题,并结合国际清算银行和宾州世界表数据,重估了全球42个主要国家1950-2015年的杠杆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初步检验了该指标的风险预测能力,并重新评估了中国的债务风险。中国债务率的上升主要来自于资本产出比而不是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债务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资产负债率,而在于资产质量及其产出效率,这与欧美国家具有本质差异,相应地需要不同的解决思路。     

浅析外资银行风险参与业务的现状与管理

本文对外资银行开展的风险参与业务,特别是银团贷款中的风险参与进行了介绍和解析,提出管理建议,随后分析该项业务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和监管策略.     

高等院校债务风险管理研究

高校在依靠银行贷款缓解高校事业发展与资金短缺的矛盾、实现学校超常规发展的同时,面临着巨额本息支付的严峻债务风险,阻碍了高校可持续健康发展。文章通过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及高校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如何有效缓解高校还贷的巨大压力,保证高等教育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金融产品持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兼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¹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²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关于日本银行界在融资过程中环境风险控制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程度日趋严重,一些新的投资项目面临着愈来愈高的环境保护要求,目前这些项目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的贷款,这就要求银行的信贷决策必须更多地考虑环境风险的因素。但是,我国金融界普遍还未将环境风险评估机制引入项目审查体系,而与我国比邻的日本银行界,关于环境风险的控制水平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本文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对日本银行界的环境风险控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对我国银行界有非常重大的参考价值。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危机处置的国际经验借鉴

地方政府举债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选择,合理举债有利于地方财政的高效运转,但若监管错位、过度举债则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自2014年起,我国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随着近年来收益类专项债的扩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同时融资平台、政府引导基金等各种形式的隐性债务风险依然突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被视为“灰犀牛”,亟需引起重视和关注。本文通过梳理美国、日本、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处置方式,总结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危机处置的有效经验,并结合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预算软约束、发行主体单一、债务透明度差、评级和监管缺位、预警和处置机制不完善等主要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外资参股中国上市公司的动机与模式分析

基于当前我国外资参股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本文分析了外资参股中国上市公司的动机和模式,指出外资参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外资参股的动机主要有经营性动机、战略性动机和投机性动机;外资参股我国上市公司的模式有直接参股模式和间接参股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加强对外资参股我国上市公司管理的政策建议。     

从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看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管理

美债危机爆发后,中国作为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债券持有者仍然不得不继续增持美债,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与美元挂钩,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主要以美元结算以及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短期内无法改变均导致外汇储备被动积累,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一旦我国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将引起全球外汇市场对美元的恐慌性抛售,并最终危及我国在美金融资产安全。美债危机表明我国经济对美国高度依赖,并凸显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对高额外汇储备有效管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