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

政府既是一个经济主体 ,也是一个公共主体 ,本文从公共主体身份出发 ,构建了一个财政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 ,区别于政府以经济主体身份承担的财政风险。财政风险是私人风险转化为公共风险时的产物。财政风险的大小与制度变迁的速度有关。评估财政风险应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 ,二是政府应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和义务 ,就债务论债务是没有意义的。我国的财政风险处于发散的状态 ,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原因在于制度缺陷导致的“风险大锅饭” ,破坏了收益与风险对称的基本规则 ,从而形成了一种风险累积和集中的机制。今后改革的重心在于建立不同层面的风险约束机制。     

当前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一、财政风险的内涵及决定因素分析（一）财政风险的内涵 财政主要是指政府在管理、调控、服务公共事务（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有关的政府预算、财税政策、债务决策、政府收支执行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财政风险，则应当是未来政府在管理、调控、服务公共事务中出现支付危机的前奏反映，即在未来某时点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     

公共风险的经济学意义及防范

公共风险是因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对群体(或社会)产生不利影响。依靠个人和企业无法承担而只能由政府承担的风险。它既可能是因为人和自然博彝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自然性风险。也可能是因人类社会分工和制度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性风险。本在界定公共风险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公共风险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提出了防范公共风险的概念模型、逻辑框架和具体建议。     

公共风险支出与制度成本负担

防范公共风险的需要推动着各种制度的变迁。制度的形成和运行都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属于社会成本或制度成本。财政承担的制度成本与制度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降低财政最终承担的制度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以市场为导向来组织市场、规划市场，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实现财政职能。     

规避财政支出风险 创造和谐财政环境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自身所处的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影响导致了公共风险的存在，而现代市场机制化解公共风险的不完全性，要求财政承担“兜底”责任，因此，财政风险不可避免。财政风险种类众多，按收支划分，其中的财政支出风险是指政府不适当的财政支出活动或行为给政府本身及政府进一步财政活动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潜在危害的可能性。     

国有企业财务风险与财政风险间的相互转化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情况下，财政所承担的公共风险主要是限于市场机制力所不及的领域，财政风险的酿造主体通常是那些公共服务部门。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触发的各种风险(包括财务风险)只能由其自身独力承担，即自负盈亏。尽管我们不能说企业财务风险与国家财政风险之间毫无关系(毕竟企业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缴纳者，     

关于防范公立高校银行贷款风险转化为政府财政风险的思考

在我国,公立高校是高等教育这种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在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银行贷款成为了公立高校进行筹资的主要渠道。随着贷款规模的增大,公立高校银行贷款风险也不断增大。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和公立高校的其他特性,当贷款存在巨大风险时,政府可能成为其银行贷款风险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文章认为,防范公立高校银行贷款风险转化为政府财政风险,应该从合理确定和控制贷款规模、对贷款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以及强化校长经济责任制等几方面进行,同时,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进一步明确公立高校法人享有的民事权利、承担的民事义务和责任。     

规避财政支出风险创造和谐财政环境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自身所处的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影响导致了公共风险的存在，而现代市场机制化解公共风险的不完全性，要求财政承担“兜底”责任，因此，财政风险不可避免。财政风险种类众多，按收支划分，其中的财政支出风险是指政府不适当的财政支出活动或行为给政府本身及政府进一步财政活动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潜在危害的可能性。     

对我国财政风险成因及其防范措施的探讨

财政风险是财政支付危机的总和，是深层次的宏观经济风险。目前，随着我国许多地区财政赤字和债务包袱沉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压力，我国财政自身的安全受到了严峻挑战，成为影响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与政策走势的重要因素。因此，正确认识和有效防范我国的财政风险，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和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形势下财政风险的控制

财政风险是指国家在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本身的缺陷以及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导致财政收支发生总量失衡或结构失衡,进而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造成损失和困难的可能性。对于中国来说,财政风险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公共财政风险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应的避险工作可以通过发展财政技术手段和进行长期的体制改革来进行,这就必须依靠科学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相关的财政立法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对风险的处置方式有很多种类,法律控制是其中较为有效和直接的方式,而且对于财政这一关涉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只有通过国家立法并且用法律的手段加以管理,才符合政治管理理论和立法规定的要求。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