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使用何以影响农户家庭财富——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总体效应、传导机制、门槛效应和个体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缓解农户家庭财富不平等,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是两个重要的传导机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基于数字素养的双门槛效应和基于金融素养的单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财富规模、财富不平等程度、风险偏好、户主受教育水平的农户之间以及脱贫户和非脱贫户之间,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都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和对农户家庭财富不平等的缓解作用,需要加快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着力优化农村数字金融营商环境,通过差异化的政策不断提高农户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     

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用CHFS数据研究中国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在考虑了金融资产组合互补性的影响后发现:(1)我国城乡家庭储蓄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每增加1%,家庭总的消费支出分别增加3.5%和1.4%,即金融资产存在显著正向的财富效应,但储蓄性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2)整体上,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但在具体消费类型上,也存在农村大于城镇的证据,体现出显著的城乡异质性。(3)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对食品消费支出影响最小,刚性消费支出次之,弹性消费最大。(4)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均存在低收入家庭显著大于高收入家庭证据。考虑家庭房产价值和地区特征后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上述异质性的显著存在。     

融资渠道对农户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9年CHFS调查中10292个数据,研究融资渠道对农户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融资渠道对农户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分维度来看,自有财富、正规融资、非正规融资对农户家庭创业决策均具有正向影响。对自有财富进一步分类回归结果显示,存量资产对农户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为正,流量资产影响为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无党员身份的农户家庭正规融资和非正规融资影响更大,有专业技能的农户家庭非正规融资的影响更大,有务工经历的农户家庭自有财富影响更大。为此,本文从提升农户家庭存量资产能力、完善农村金融贷款体制、拓展非正规融资来源等方面提出拓展农户家庭创业融资渠道,促进农户家庭创业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缓解还是加剧——基于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分析

农村家庭财富由于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异质性而存在巨大差异。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RIF-Gini回归检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力转移率对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的作用呈"U"型关系,劳动力转移率超过拐点值59.07%会加剧农村财富不平等,并且劳动力转移对中下层收入家庭的财富效应大于中上层家庭;(2)考虑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后,"创业"明显提高了平均家庭财富,但同时也使财富差距扩大。"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对不平等的影响仍呈"U"型关系,对应的拐点分别为53.1%和62.61%;(3)在地区差异和时间趋势上,与东部地区相比,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地区转移就业更容易加剧家庭财富不平等。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就业"(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的合并)对应的拐点逐年上升,然而"创业"对应的拐点平稳下降,这表明"创业"给家庭带来的财富效应在增强,而"就业"的财富效应在减弱。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会随着贫困深度的增加而加速下降,这导致最贫困的一部分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入改善。     

农村家庭资产与消费:来自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金融资产、住房和非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实证表明: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金融资产、住房资产和非住房资产,但非住房资产对消费有负的显著影响;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资产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非耐用品;户主年龄特征、家庭所处地区以及家庭收入高低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差异性有一定解释力。     

农村居民城镇化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

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运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由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户籍身份转换显著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户籍身份在转换提高家庭总收入的同时，并未提高常规型消费水平。原因是户籍身份转换家庭为追求相对社会地位而产生物质渴求动机，在面临流动性约束时推迟了当前消费，从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此外，户籍身份转换后子女教育等支出和收入不确定性引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是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低收入、低财富、低户主年龄和高负债家庭而言，家庭成员发生户籍身份转换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研究是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率之谜解释的有益补充，以期为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

提高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构建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选出全国23个省(市)3 277个农户家庭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户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低于非劳动力流动户4.7%;从劳动力流出地村庄特征来看,少数民族聚集区和自然灾害频发区的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较少,而高污染企业、矿产资源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较多;此外,农户家庭户主特征、农户家庭特征、村庄地理特征对农户家庭参与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均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要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并通过技能培训、政策扶持等激发贫困农户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使得"输血"和"造血"一起运行,助力脱贫攻坚战。     

持有风险金融资产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

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复杂的联系。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2019年两期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和中介效应方法,探讨了持有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加大农村家庭在通信消费、医疗保健、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方面的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通过金融财产性收入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进一步探究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及影响因素,较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可能性低,没有相关知识、不知道如何购买、受投资门槛限制是影响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持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素养,引导农村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从而更好地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     

家庭禀赋、社会福利与农村老年贫困研究

家庭资源禀赋差异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向度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农村老年贫困分解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利用2011年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资源禀赋、社会福利制度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子女的资源供给等家庭禀赋因素以及公共养老金、公共医疗服务可及性都会显著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并且,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提高家庭养老保障能力与社会福利项目的福利水平成为防止农村老人陷入贫困状态的政策选择。     

财政支农支出如何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基于微观数据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重要经济问题,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作用。在影响机制上,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化水平,进而影响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家庭农业收入增长和非农化水平提高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机制。过去各年度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均存在正向影响,并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长期影响。在异质性分析上,相比教育水平高的农村家庭,财政支农支出将更有利于促进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可见,提高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方面的政策倾斜,对促进农村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家庭农场融资供求失衡剖析及对策

目前,家庭农场已经成为我国实体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经济水平提升、农村村民收入提高以及城镇化改革的深入等方面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资金瓶颈问题的制约,家庭农场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过家庭农场融资供求的研究,可以在解决资金困难的同时大大改观家庭农场发展中所遇到的制约因素。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家庭农场融资供求平衡进行深入剖析,从而得到相应的对策建议,进而为促进我国家庭农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城居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异质性实证研究

[目的]全面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现状的影响,就进一步完善该项政策和稳定农村消费市场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方法]文章以消费和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选取合理的样本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财产性收入是影响农民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因素以及投保档次的制约因素,作以存量财富为基础的财产性收入要比流量形式存在的财富具有更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即财产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村家庭对养老保险的依赖程度。另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消费能力表现出异质性影响。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食品性等日常性支出、文体消费支出水平明显要高于对医疗消费支出水平。[结论]国家要加大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和辐射作用,让广大农村家庭能够真正了解这项政策的意图。同时,要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性障碍,让更多农村家庭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养老待遇。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倍差法、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原本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促进这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对于原本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不仅促进这类家庭继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还可以增大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对于原本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强化这类家庭继续采取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村劳动力回流、人力资本与家庭农场培育——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农村劳动力回流对家庭农场培育的作用机制,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回流显著降低了家庭农场培育的概率。通过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和稳健性检验处理后,结论仍然稳健。同时,分别探讨了劳动力主动回流和被动回流对家庭农场培育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主动回流对家庭农场培育不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被动回流对家庭农场培育的阻碍作用显著。进一步机制探讨发现,劳动力回流会通过增加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家庭农场培育,但劳动力回流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在外的社会资本。因此,发挥主动回流劳动力人力资本优势,对其进行培训,更有利于家庭农场培育,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制约与路径:湖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探索

在农村人口比例占优势和农村人口教育文化素质比较低的湖南,要想实现后发赶超和"四化两型"的战略,应该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本文通过分析人力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内涵、现状以及湖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制约因素,总结一条有益的选择路径。     

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住房的集约性特征分析

中国土地资源稀缺而住房需求庞大,长期形成的农村家庭住房粗放建设惯性与当前城镇化的快速增长因素相互叠加,会造成资源与资金的浪费,不利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须提倡面向集约型的农村家庭住房模式。为此,文章设计投资强度、用地强度及使用强度等3个集约性指标来分析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住房的集约性特征,以期为有关工作提供参考。首先总结各指标的省际差异与空间格局特征,再聚类分析集约类型特征,接着考察背景因素人口城镇化率与影响因素农村收入水平、村庄用地宽松程度、地形平坦程度、农村人口净流出强度等对农村家庭住房集约性的影响,最后结合城镇化率水平差异探讨各省农村家庭住房集约化的态势。研究表明:2010年时,各省之间农村收入水平与投资强度、用地强度呈正相关性,与使用强度呈负相关性;用地紧张的省份,使用强度一般较低,如果同时地形崎岖,则还会有用地强度较高的特点;农村人口净流出较多的省份,通常用地强度较高且使用强度较低;各省之间随着城镇化率变高,投资强度增大的趋势比较明显,但使用强度未呈现显著的单向变化,住房高度则呈现差异化发展格局。各省的现状集约性程度存在与其城镇化率水平不相称的情形,由此可能导致资源与资金的浪费,值得引起关注并加以干预。     

浅谈农民家庭积累

一、家庭积累的概念、现状和特点 从理论上讲,家庭积累包括资金积累和劳动积累。本文在这里只讨论资金积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就把它称为家庭积累。 1.家庭积累的概念 目前对家庭积累有两种理解:一是把家庭生产单位创造的积累部称为家庭积累;一是只把家庭能自行支配的积累称为家庭积累。本人主张后者,理由是:(1)家庭作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     

中国农村家庭住房状况的省际差异分析

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建立住房状况的综合评价体系，中国农村家庭住房状况的省际差异明显存在，聚类分析为四类。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家庭住房状况较好，农村住房状况省际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均间数、人均面积、平房比、购建房费用和住房设施状况方面。收入是影响住房状况的重要因素，回归分析表明，农村人均纯收入和购建房费用、住房设施指数正相关。此外，影响农村家庭住房状况的还有自然环境等因素。     

家庭负担是农地流转的约束吗

家庭负担是影响农村家庭经济行为与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13年农村人口调查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考察了由非劳动力所形成的农村家庭负担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负担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农村养老保险能够充分保障以老年人口为主的非劳动力的基本生活质量,从而降低家庭负担、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农村公共支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和养老保障是推动剩余劳动力流出、加快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必由路径。     

中国农村家庭存在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吗

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年龄曲线呈现为U型，与生命周期假说及国际经验相反形成了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为了验证中国农村家庭是否与城镇家庭相似，本文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APC模型对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的生命周期模式进行识别，发现中国农村存在37～49岁的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生命周期之谜。为了揭示其可能发生的作用机制，本文应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1)教育负担是造成中国农村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首要原因；(2)控制教育负担的影响后，以交通通讯支出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拉低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的另一主要原因；(3)社会成本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家庭储蓄率，但并不是形成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