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对城郊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贵州省凤冈县的调研数据

本文依据贵州省凤冈县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OLS回归方法分析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状况和居住空间分异及相关因素对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失地农民的总体城市融入水平偏低,行为融入快于心理融入和经济融入层面;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影响显著为负,不利于失地农民融入新的城市生活。因此,促进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应从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出发,在失地农民的住房安置方面,应考虑到居住空间分异对于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阻碍,尽量规避集中安置的弊端,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混居。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问题——以武汉市为例

社会转型的巨变,城镇化的加速,催生新的弱势群体失地农民。本文利用实地调查访谈的数据资料,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提出失地农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从根本上制约了失地农民获得公平的经济收入、社会分层、政治地位的机会,是阻碍其城市融入进程的根本原因。文章认为: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特征,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相比,具有较大差异,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应充分考虑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特殊性,消减政策的负面影响,引导失地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取城市职业,为失地农民城市融入提供经济基础,继而形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城市融入的良性互动机制。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基于鄂粤两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950份农民工家庭生计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经济、社会、心理和综合等四个维度的城市融入指数,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入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不同的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资本投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投资比重增加,促进作用会随之下降。社会资本质量和层级会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层级的作用更加全面。不同的社会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有一定差别,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为显著。     

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为制定差别化的征地补偿政策提供借鉴。研究方法:以武汉市江夏区、东西湖区、新洲区和洪山区为研究区域,将失地农民分为小于45岁、45—65岁、大于65岁三个年龄阶段,然后以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依据,利用模糊数学法,对不同年龄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进行定量测度。研究结果:(1)农地城市流转对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45—65岁失地农民的福利变化最大,其福利水平下降了18.69%;其次是小于45岁的失地农民,下降了16.62%;大于65岁的失地农民下降了12.74%。(2)不同年龄阶段失地农民的各功能性活动指标在农地城市流转后的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存在不同。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健康、社会参与功能均有所下降,社会保障和住房条件功能得到了改善,但变化程度不同,而发展机遇和交往与闲暇功能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失地农民中变化方向不同。研究结论:根据失地农民年龄特点制定合理细致的征地补偿政策,是提高失地农民福利水平、减小福利差异的重要途径。     

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家庭化与非家庭化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与非家庭化流动相比,家庭化流动有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家庭化农民工在工作强度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其次是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入维度,在经济整合和社会参与维度的融入程度较低;年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消极影响,农民工自身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职业、社会网络对其城市融入也具有一定影响,而是否有稳定的住所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与农牧户生活满意度——来自内蒙古农牧户调查

提高农牧户生活幸福指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本文以个体与集体社会资本为视角,从社会参与、社会网络、社会声望、心理感知、共同愿景5个维度对农牧户社会资本进行测算与分析,并探究不同生计类型农牧户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结论:(1)四种类型农牧户社会资本存量具有明显差异,社会资本由高到低分别为农牧兼型纯农型纯牧型非农牧型;(2)当地农牧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偏低,以生活满意度"非常满意"为对比标准,生活满意度由高到低排序为纯牧型纯农型非农牧型农牧兼型;(3)影响农牧户生活满意度因子排序为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心理感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4)社会资本对农牧户生活满意度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农牧户生活满意度促进程度具有明显差异,其中促进作用最明显的组合为社会网络(纯农型)、社会声望(纯牧型)、社会信任(农牧兼型与非农牧型)。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的职业获得——基于江苏省扬州市两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

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职业获得状况不容乐观,近半数没有工作或没有稳定的工作,在获得稳定职业的过程中超过半数的失地农民动用了社会关系,主要从事加工制造业、建筑装饰业和居民服务业等第二、第三产业,职业待遇水平较低。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制度性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是制约失地农民职业获得的主体性因素,但它们又源于城市化进程中征地的客观事实。因此,应该从完善劳动力市场和提升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水平两个角度进行政策设计,以使失地农民群体顺利地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质量分析:问题聚焦和建设路径——以成渝地区为例

本文以社会质量理论为指导,从"制度—非制度"、"集体—个体"两大维度,梳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构建其城市融入的社会质量分析框架,明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和主要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该分析框架对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质量较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身份认同不高三个方面。据此,当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逐步完善无差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改善其融入条件,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以强化融入能力、提升融入动力,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增进他们融入城市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实现"高质量"的融入。     

徐州东部矿区失地农民生活水平变动分析

研究目的:研究徐州东部矿区煤炭开采活动对失地农民生活水平现状的影响程度.研究方法:实地调查与对比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结果:(1)失地农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2)失地农民非农业收入比重增加;(3)失地农民收入方式呈多样化趋势;(4)失地后支出水平增加、支出结构优化;(5)征迁安置使农村周边环境有较大改善.研究结论:徐州东部矿区农民失地后得到合理安置补偿,其生活水平有一定改善,由于征迁区域和时间的不同,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有一定差异.     

禀赋特征与机会结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代际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珠三角地区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状况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代际差异。本文通过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代际差异的Oaxaca分解发现,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代际差异,不仅因为代际个体特征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新生代与上一代城市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机会结构不同,与上一代城市外来人口比较,新生代融入城市社会面临着更高的融入门槛,这使新生代在社会融合上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新生代比上一代更愿意融入城市,然而,由于新生代面临着更高的融入门槛,他们依然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漂"在城市中的一代。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社会学探析——基于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的视角

城市主流社会的排斥、知识与技能的不足以及社会支持的缺乏,是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应为失地农民重构社会支持网络、提供与劳动法相关知识的培训、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从根本上促进失地农民融入城市.     

试论影响失地农民城市适应能力的因素

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和浦口区为例,具体分析了影响失地农民城市适应能力的因素,认为影响失地农民城市适应能力的因素来自主客观两个方面,政府需要针对其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引导失地农民尽快融入城市社会.     

黑龙江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时空差异分析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是衡量城市土地利用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文章从经济一社会一生态三个方面构建适合黑龙江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最优组合赋权法和协调度对黑龙江省12个地级市2002-2009年间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水平进行分析比较;以评价结果为样本点,通过聚类分析得出全省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水平的空间分布差异.结果表明:在时问上,12个地级市的土地利用效益水平呈现不同变化趋势;根据评价结果将12个城市分为土地利用高效益地区、中等效益地区和低效益地区三大类;在空间上,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水平呈现"T"型的分布特征,"T"型区域内城市用地效益水平高于其它地区.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社会支持视角下退捕渔民社会融入水平与影响因素分析

渔民退捕后充分融入社会是巩固长江流域禁渔阶段性成果,保障渔民顺利转产转业的坚实基础。论文从社会支持视角出发,以社会融入理论为支撑,构建了退捕渔民社会融入框架并测算各维度指标值和综合融入水平,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退捕渔民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退捕渔民的社会融入总体状况较好,在心理认同上对退捕上岸后的转变表现出较高的接纳程度;不同生计类型和不同捕鱼区域的退捕渔民社会融入水平存在差异;退捕渔民社会融入水平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其中,社会资本的社会参与、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能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渔民对退捕政策的总体满意度和政策公平性感知等对其社会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     

淮海经济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分异研究

文章应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并采用综合指数法、变异系数法、重心转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淮海经济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空变化与分异,结果表明:(1)2000—2015年研究区20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从时空分布来看,研究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分化程度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位于区域东部及北部江苏和山东下辖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增长速度快于西部及南部城市;(3)2000—2015年研究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重心多数年份位于徐州,迁移方向向东向北;(4)2000—2011年研究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异系数整体呈现出增大的趋势,2012—2015年变异系数差距虽未增加,但依然较大;(5)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时间的滞后性。     

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其社会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文章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视角,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能力",从个人期望、健康能力、经济机会、参与能力、社会权利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入期望高但相对剥夺感较强,健康能力因长期高强度劳动而弱化,经济收入尚可但就业机会不平等,主动性社会参与机会少且组织生活边缘化,社会权益保障因城身份边缘化而无法实现。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破局,必须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形成整体性"合力",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