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规模、土地流转与规模农户种植业决策

基于河南、浙江、黑龙江三省1 137户的规模农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多项Logit模型分别研究规模农户融资规模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及农地流转决策对种植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信贷可得性和融资规模对规模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入农地后规模农户更倾向于专业化生产。为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建议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和金融支持规模。     

规模农户异质性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江苏省614户规模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等方法,探讨规模农户债务融资对其生产行为的调整机制,分析规模农户债务融资对其生产性物质资本投入、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和生产性收入的治理效应,进而对规模农户异质性债务融资治理效应差异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规模农户债务融资发挥了积极的激励约束作用,提高了物质资本和机械设备的投入强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性收入;从债务融资渠道的治理效应看,与亲友借贷相比,正规借贷和商业信用更能发挥硬约束作用,促进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生产性收入的提高;从债务融资结构的治理效应看,与亲友借贷和商业信用相比,正规借贷能更有效地发挥债务治理效应,提高规模农户的生产经营绩效;而商业信用是正规借贷的有益补充,有助于缓解规模农户资金的流动性约束,增进生产性物质资本的投入。     

土地经营规模与中国农村借贷行为分析——基于CHFS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针对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中国农业土地经营规模对家庭借贷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的农业土地经营规模会显著影响其对农业经营正规借贷的需求,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的需求越旺盛,民间借入行为则不会受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研究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家庭借贷的影响,为政府解决中国农村土地经营规模提供了参考。     

信贷可得性、融资规模与农户农地流转——以专业化生产农户为例

为了深入理解中国的农地流转问题,本文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了信贷可得性、融资规模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金融排斥推高了流动性资本的影子价格,导致农地流转的潜在发生率远低于完全市场下的流转水平,而获得信贷支持能够明显促进农户的农地流转,并且该促进作用在农地流入规模方面更为显著。信贷可得性对农地流转的"净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全部样本而言,信贷支持使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提高了8.53%,流入面积增加了1.09亩;对于获得信贷支持的农户而言,信贷支持使其参加农地流转的概率增加了9.11%,流入面积增加了1.15亩。因此,现阶段在有序推进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共识下,提高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和融资能力是缓解"农地流转意愿弱,规模化程度低"问题的政策选择。     

中国农户民间借贷规模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呈现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重结构特征。农户民间借贷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农户民间借贷规模、特征、演变趋势，对于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农户民间借贷规模实证研究，笔认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必须全面放开农户民间借贷市场，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加强正规和非正规金融的联合。     

社会网络、农户借贷规模与农业生产性投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本文研究了农户的社会网络对其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以及农户借贷规模在社会网络投资效应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加深显著增加了农业生产性投资,农户的借贷规模与农业生产性投资之间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借贷规模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将从社会网络视角建立健全扩大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机制提供启示。     

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网络作为我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形式,是研究经济个体行为的重要内容。基于CFPS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五个年度28620个样本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农户参与非正规借贷而抑制正规借贷的行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验证了研究结论;进一步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存在典型的“U”型关系,当正规借贷规模门槛达到30000元、非正规借贷规模达到3800元后出现拐点,此阶段后社会网络将会促进农户参与正规借贷而抑制非正规借贷行为。鉴于此,发挥社会网络优势利于缓解正规借贷供需矛盾,对于厘清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边界并应用于政策指导具有现实意义。     

正规借贷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了吗?——基于PSM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收入增长效应视角阐释了正规借贷影响农户家庭消费的机理,基于山东省622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剖析了农户参与正规借贷的影响因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测算了正规借贷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的影响效应,比较了影响效应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下的组群差异,并采用Tob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收入增长效应视角下正规借贷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亲友供职于信用社或银行、家庭资产、对正规借贷的了解情况、未来三年融资需求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正规借贷;正规借贷会促使农户家庭总消费、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分别显著提升82.1%、164.3%和71.1%,对生产性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生活性消费的促进作用。组群差异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年龄段与受教育程度的户主,正规借贷对户主年龄处于45～55岁、户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此外,农户获取正规借贷后通过增加收入进而提升农户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机理得以验证。     

正规、非正规借贷对农户支出总量及其结构的影响

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是当前我国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是否显著影响农户的支出总量及其结构需要实证的检验。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本文考虑了融资需求,重新定义信贷约束,使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发现,正规金融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支出总量。相反,民间借贷的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得知,正规贷款通过增加农业生产投入,降低储蓄的持有度,不仅提高了农户的食品消费,而且提高了教育投资,进而拉动了支出总量。然而,生产性的民间借贷和非生产性借贷对农业投资存在相互抵消作用,使得家庭总体民间借贷对消费影响不显著。     

正规借贷与民间借贷对农户生产的影响

本文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微观面板数据,研究了正规借贷与民间借贷对农户生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正规借贷还是民间借贷对农户的生产都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民间借贷对农户生产的影响远远大于正规借贷的影响。正规借贷对农户生产的影响在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性,但是民间借贷对农户生产的正向效应在各地区之间不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应该加大信贷支农力度,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发展政策。     

农户借贷行为及变迁——以山西十村千户为例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借贷行为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即与借贷水平不断上升相对应的是借贷面的不断萎缩,农户借贷行为越来越不活跃,主要原因并非信贷约束,而是农户收入增长和投资机会缺乏;从借贷来源和用途看,农户借贷主要来自于民间,正规金融机构在满足农户借贷需求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且受到经济周期和政策的显著影响;低收入农户借贷用途还主要停留在生活层面,而高收入户具有明显的负债经营特征,且更可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民间金融是农户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的助推器,而正规金融是非农户实现快速增长的加速器。因此,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让农村正规金融在农户向非农户转型过程中提供低成本和便捷的信贷支持,有助于加速农户经济转型,助力农户经济增长更上一个台阶。     

农户分化、农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农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条件,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及规模决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中国4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程度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其中,农户水平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和转入规模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流转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劳动力年龄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及流转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入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资源禀赋与农户农地转入参与行为呈现"马太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来弥补农户分化对农业规模经营不利影响等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与农户融资约束——基于农户分化和农地金融创新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基于2017年陕西、河南和宁夏三省区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PSM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分析基于农户分化和农地金融创新视角的异质性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在需求型融资约束方面,正式社会资本和非正式社会资本对需求型融资约束均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且正式社会资本影响程度更大;在供给型融资约束方面,仅非正式社会资本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从农户职业分化的视角看,社会资本仅对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缓解作用;从农户收入分化类型看,社会资本仅对中等收入农户的融资约束具有显著影响;开展农地金融创新,农户被赋予土地抵押贷款权利,农户融资可获性增强,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减弱。因此,应更全面地认识社会资本缓解农户融资约束的作用,同时大力推进农村金融创新以缓解农户融资约束。     

农地流转不畅对粮食产量有何影响?——以黄淮海农区小麦生产为例

本文从城镇化进程中农户乡城迁移和农业转型发展要求农地流转出发,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农地流转不畅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然后利用中国黄淮海农区5省18县(市、区)708户小麦种植户的一手调查数据,在处理内生性和选择偏误的基础上,采用处理效应模型估计了农地流转不畅造成的小麦产量损失,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想流出或流入农地却不能实现,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小麦产量。从平均处理效应(ATE)看,想减少或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户不能流出或流入理想规模的农地,会造成12.16%的小麦亩均产量损失。基于加权最小二乘(WLS)估计的稳健性检验发现,这一结论具有很好的可靠性。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应尽快消除农地流转的各种障碍,推动农村人地资源优化配置。     

农地确权、产权状态与农业长期投资——基于新一轮确权改革的再检验

本文基于2010~2015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搭载问卷面板数据,结合全国新一轮农地确权工作进程的差异,使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农业长期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农地确权显著提高了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家肥投资。农地确权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在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中更大,表现出一定异质性。此外,农户对自有农地的农家肥投资水平高于转入农地,这种不同农地产权状态间的农家肥投资强度差异会因农地确权进一步扩大。最后,农地确权对于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业机械投资并无显著影响。     

小农户与大生产:农地规模与农业资本化——以农机作业服务为例

农机作业服务是农业资本化的主要方式,是衔接"小农户"与"大生产"的重要桥梁。但农户购买农机还是购买服务,以及购买多大价值的农机,其决策由哪些因素决定?本文通过构建不同规模农户的要素配置模型,分析农户决策的规模边界条件,采用全国9省1056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购买农机还是购买服务,取决于随农地经营规模扩大而变化的生产目标:成本最小化、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表现为阶段性的资本投入行为:不采用农机、购买服务、购买农机;(2)农业机械和农机服务存在购买的临界规模区间,农地经营规模100亩左右的农户购买农机才符合规模经济,小农户购买农机服务是最优决策;(3)农地规模、农地确权激励农户扩大购买农机的规模,而土地细碎化、非农就业将抑制农户购买农机的价值。可见,中国小农经济走向农业资本化关键的一步,在于诱导大规模农户成为农机作业服务的供给主体,激发小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大机械生产需求,分类指导农户走差异化的农业资本化路径。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农户风险偏好视角的考察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农户风险偏好情境下的异质性讨论仍不充分。为此,在引入农户风险偏好因素后,基于2019年中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考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农业劳动力转移显著提高农地转出行为的发生概率,并且具有明显的农户风险偏好异质性,表现为风险厌恶型农户在面临劳动力供给约束时更倾向将农地转出,但该效应在风险偏好型农户群体不显著。此外,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文章认为应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农地流转的农户风险偏好情境依赖性,疏通农地流转的堵点,助力实现农业规模化。     

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基于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1)不同类型农户的行为目标不同,农地流转对其农地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2)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市场化程度越高,农地流转对其农地投入的影响就越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就越明显;(3)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和农户农地流转的市场参与程度,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都有影响。研究结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引导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农地的合理投入、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提高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农地确权、农户投资与农户信贷 ——基于2019年“千人百村”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构建一个包含农户信贷需求和供给的理论框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信贷供需的影响。研究方法：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从需求面看,农地确权对提升农户贷款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已完成确权村庄的农户贷款意愿比未完成的提升15.8%;（2）农地确权对农户贷款意愿的提升受农户投资需求的影响,农户投资需求越大,农地确权提升信贷需求的作用也越大;（3）从供给面看,农地确权对农户信贷可得性具有正向影响,持有证书的农户申请农业投资贷款成功的概率比未持证的提升12.7%;（4）农地确权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促进作用受金融可及性的影响,农地确权对金融可及性较差农户的信贷供给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进一步增进农户产权意识和金融知识,构建多元风险分担机制,提升乡镇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推动农村信贷与互联网金融相结合,有助于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进而巩固农地确权成效。     

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基于农民分化、农地确权颁证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阐释了金融知识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机理,并依据陕西省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和非试点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Bivariate Probit和分组回归模型,检验了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及农民分化、农地确权颁证对金融知识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知识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而农地抵押贷款供给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分化、农地确权颁证均对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农民分化对金融知识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而农地确权颁证对金融知识影响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调节作用显著,即金融知识对农地确权且颁证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大于对确权未颁证农民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