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化治理——基于鄂东H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是影响其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鄂东H合作社为例,分析了一个股权配置虚化的合作社是如何通过网络化治理获得良好组织绩效的。研究发现,H合作社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网络化治理:一是合作社通过理事会骨干社员在各村庄设置独立分社的方式,扩张了组织规模,实现了合作社的横向联合;二是合作社各分社通过设置"技术员"角色,实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建立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H合作社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它在规模扩张和与农户合作中的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的启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运作,合作社不仅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横向合作,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动员普通社员参与其发展,保持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因此,网络化治理是合作社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     

内审新模式为发展“护航”

把"为组织增加价值、服务于组织目标"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推动审计体系建设,形成内部审计在风险管控中的独特地位近年来,浙江农信系统积极倡导以风险为导向、以控制为主线、以治理为目标的内部审计新模式,在加强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抵御金融危机,帮助组织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促进浙江省农信系统风险控制能力不断增强,实现了竞争与发展能力的快速提升,各项业务取得了长足发展。     

资产专有性、政府精准扶持对象选择及合作社组织优化——基于东营妇联对合作社成员资助的多案例比较

政府对于农业合作社微观层面的扶持体现在对合作社经营状况的动态识别与精准帮扶,形成家庭经营与集体合作功能"互嵌"。本文通过数理模型构建,并以东营市妇联对合作社社员实施定点帮扶典型案例为佐证,论证政府对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的精准扶持应注重提高合作社内部社员资产专有性,通过发展合作社内部成员家庭农场,既增强其获取合作社"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又能优化合作社组织结构、实现合作社经营成本与组织成本降低。     

“中间结构”:资源下乡背景下国家与农民联结的新机制

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如何实现国家与农民的联结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在成都市的公共服务资金制度中,一种新的国家与农民联结机制——由国家和社会融合、群众直接组织化所生成的"中间结构"得以生成。事件性的民主化治理平台和利益关联基础上的群众动员是"中间结构"生成的外部基础和内部基础,二者共同型塑了"中间结构",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合力所生成的组织样态。"中间结构"通过村庄政治过程实现民意整合才能够生成,而公意治理是"中间结构"有效运作的关键机制。"中间结构"是在具体事务中生成的,同时具有总体性,在实现资源有效下乡的同时,也能促进整体的村庄善治。"中间结构"从组织精英转变为组织群众,能够应对代理人体制的悬浮困境,重新建立国家与农民的联结,体现出了其优越性。"中间结构"的提出指出了一种认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视角,即融合的视角。     

成员异质性视角下合作社规范化发展问题研究——以青岛市SSC果蔬专业合作社为例

文章基于成员异质性的角度,以青岛市SSC果蔬专业合作社为例,运用个案研究法从资源禀赋、利益诉求、参与水平、角色作用四个维度出发,对合作社规范化发展的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表明,成员异质性在产权结构、利益分配、控制权、风险承担和民主管理四个方面影响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具体表现为合作社产权结构、控制权向核心成员"漂移"、利益分配体现核心成员意志、风险承担能力弱化和民主管理失衡。基于此,本文认为仅依赖传统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路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成员异质性的影响,而"三变改革"与合作社的对接措施是成员异质性问题解决的新路径。     

农民专业合作社“双网络”治理研究——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是对不同主体所形成的控制与激励,直接影响组织绩效。本文通过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以及外部市场三者之间关系,构建出以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为纽带、以提升组织绩效为目标、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互嵌的"双网络"治理结构,并探讨了其运行机制,同时借助案例比较分析,检验了合作社"双网络"治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借鉴。     

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思路与建议

正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仍处于发展初期,合作社质量参差不齐、规范化水平不高,制约了合作社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也影响了社会各界对合作社价值的准确认知,迫切需要以治理优化为重点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优化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的必要性农民合作社治理内容既包括由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组成的静态治理结构,也包括由决策、激励、监督等规则构成的动态治理机制。合作社治理问题非常重要,决定着合作社的益贫属性,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益贫性的显著特征,这使其能够成为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理想载体。农民合作社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通农户无股权,使合作社与普通农户之间难以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整合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进行对接,再吸纳贫困农户的自有资源,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推动建立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合作金融扶贫与农业科技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股权份额,改善合作社的产权构成,使贫困农户能够更好地参与合作组织并逐步提升合作自治能力,推动合作社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走上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化组织内卷化及其克服

农民专业合作化组织“内卷化”是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为克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卷化”,必须引导合作社建立规范的内部治理机构,协调好民主与集中、委托代理两大关系.政府要加强对合作社的扶持和引导,使其规范化运行,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     

利润追逐: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的选择动力

从生产要素—产权结构—分配制度的分析框架出发,社员异质性的合作社会更有动力采用按股分红的盈余分配制度,体现了对资本的需求和青睐。但该框架及其结果并不能充分解释现实中合作社对分配制度多样化的偏好。本文以一个国家示范社为个案,从契约视角及成本收益分析出发,探寻该合作社分配制度转变的过程及其动力。根据结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社员机会主义行为在合作社中普遍存在,通过治理优化来规避这一问题成为了合作社选择分配制度的重要动力,其背后对利润的追逐则是制度选择的内生逻辑。随着治理问题、利润点的改变,合作社的分配制度也处于不断演化之中,但在演化的背后其动力却是稳定不变的,那就是治理优化与利润追逐。     

水权配置视角下新型农业节水机制和路径研究

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目标是形成以节水为目标的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农民在农业灌溉中自发形成的用水组织是这一变革中的重要社会力量。通过对农民用水协会特征的分析,认为在"水权配置"的视角下,发展与规范农民用水组织,变原有农业用水过程中的行政管控为社会治理,是建立农业"节水型"社会并支持其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并就如何健全农民用水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克服农民用水组织自身的消极因素提出了建议。     

发挥内部审计职能提高公司治理能力

公司治理的关键是在公司内部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内部审计固有的职能确立了其在制衡机制中的特殊作用,内部审计既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促进公司治理更加高效的重要手段,科学利用内部审计及其审计成果,可促进公司提高治理能力。本文从内部审计的职能入手分析了内部审计具有提升公司治理能力的作用,又分别从内部审计如何做和治理机构如何运用两个角度阐述了如何通过内部审计提升公司治理能力。     

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省52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背景,主要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为例证,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分析了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影响的具体路径及其相互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变量与治理变量紧密相关,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牵头人情况和理事会结构三大因素对合作社绩效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以股权结构的作用最大。一个良好的合作社治理结构是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有机结合,但主要依赖于内部机制。因此,完善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的资金互助制度分析

我国民间融资作为农村金融抑制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其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性产物。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形式是发展合作金融及破解农村金融问题的一种有益探索。从基层发展实践看,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有效地改善了农户贷款难问题,实现了农村各种资源有机整合与有效利用。为促进其健康发展,本文认为需从政府支持、组织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其进行规范。     

关于优化创新内部审计技术方法的意义及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以"查错防弊"为主要目标的内部审计工作已向"帮助组织增加价值"方向转变,受传统内部审计技术方法的限制,内部审计的覆盖面、效率、质量等已不能满足组织对内部审计的要求,因此不断优化创新内部审计技术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如何高效利用内部审计资源、拓宽内部审计工作思路、搭建内部审计信息化平台、实现组织内信息资源互联互通、提升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助力内部审计充分发挥监督评价职能进行了阐述,为促进组织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全面、更具体、更有价值的审计服务,对优化创新内部审计技术方法提出几点建议。     

资源错配视角下林下经济的产出效率分析——基于国有林区森林猪养殖的案例比较

从资源错配理论的视角出发,以森林猪养殖合作社和家庭养殖厂(企业)的案例为研究材料,采用归纳性案例分析方法比较其效率表现,发现林下经济的发展存在资源错配。合作社凭借其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了大量资源,不断进行基地建设,却并不具有打开猪肉销售市场的意识和能力(初始销售能力的存量低),销售乏力下又扩大基地建设(没有提高销售能力的增量),形成了小而全的发展模式,因而产出是低效率的。而家庭养殖厂着力于市场开拓,不断回笼资金,最终走上了以销带产的良性发展之路。上述案例剖析,丰富了对资源错配理论微观过程的认知,发现资源错配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逻辑起点,资源错配和低效产出存在一定的中间环节,并且二者能够形成负向反馈。因此,提出国有林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瞄准为先导,带动基地建设,培育具有自生能力的林下经济经营主体。对于经营不善的林下经济经营主体,应精简规模,整合资源,着力培育市场。     

农村合作社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路径研究

深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采用多元化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合作社组织作为我国治理主体,应主动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中,全面提升乡村的社会治理能力。合作社治理长效机制是合作治理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度运行机制、管理维护机制、组织保障机制等多种复合结构。这些机制属于递进关系,层层相进,环环相托,共同为社会治理作出贡献。对农村合作社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路径进行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对策。     

电商采纳与农民合作社内部信任

电商采纳使合作社被嵌入进新资源与技术环境之中。在电商情境下,合作社电商采纳通过提升社员与合作社交易忠诚度、增多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环节来增强合作社内部人际信任;通过增强社员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促进合作社推广新型农业技术来增强合作社内部技术信任;通过促进合作社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公平机制来增强合作社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技术信任和制度信任构成了合作社稳定的信任“三角架构”,建构了合作社内部信任的混合治理机制,其中,技术信任起到调节作用,其在有效促进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化的同时,既能避免人际信任浓度被过分稀释,又能保障在合作社信任结构中制度信任的演进方向。     

市场视域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的有效自治

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应该是全体成员参与的意志表达,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一致的行为规则,对外展现的是作为一类"特殊"经济组织的特征表达。而实践中,由于合作社内部市场势力的作用,章程往往"脱嵌"于合作社,成员更多地将它视为治理目标,而忽视它的手段作用。特别是在当今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差距较大,部分成员长期沉溺于依附情结,外部市场对于合作社内部市场巨大打压下,章程的工具价值被束之高阁;加之,与"墙下章程"的冲突,造成了合作社治理的内卷化,使章程自治能力的有效射程被大幅度削弱。面对以上出现的问题,通过增强合作社内部的自组织性,转变合作社管理理念,实现章程性质再造,进而形塑一个"知行合一"的合作社章程。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协同治理效应研究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审计需求日益增长。为了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成本和促进审计资源的利用,本文通过对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协同治理的案例,探索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协同治理的路径,阐明在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协同治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