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发展合作经济

合作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大道，是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示范，是壮大公有制经济的“砖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鼓励合作经济发展，要有切实的措施并把握好相关原则。     

普惠金融数字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县域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4—2019年1 458个县域数据，探究普惠金融数字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能够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金融普惠化和数字化具有协同效应；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普惠金融数字化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其中职业培训、医疗卫生、信息通讯和基础设施的调节作用为正；县域资源禀赋和财政配置模式对公共服务的调节作用具有显著差异。     

合作经济与新农村建设

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合作经济的必要性、可能性，指出了发展合作经济应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由农民自己决策。反思了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阐述了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是发展合作经济的理论基础。     

浅析邓小平经济伦理观中的功利务实倾向

关于“义”“利”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形成了“道义论”和“功利论”两种不同的经济伦理观。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中，毛泽东的经济伦理观蕴藏着浓厚的道义色彩，而邓小平的经济伦理观则更突出地表现出功利务实倾向。注重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坚持强国富民为本、主张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的途径实现共同富裕；充分肯定个体价值的地位，强调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主张用效果检验动机等都是其功利务实倾向的具体内容。     

实现四个转变突破农民增收“瓶颈”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突破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环节，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实现“四个转变”：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转移农村剩余劳力，使农村人口向非农化转变；强化农民主体地位，由自给农民向市场农民转变；夯实农民增收基础，由牺牲农业向保护农业转变。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分析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两个重要议题。从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影响共同富裕整体进程的关键视角出发，在理论剖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22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从总体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中国共同富裕总体进程；（2）从数字经济的不同层次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均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更大；（3）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促进人口城镇化以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两条路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以上结论丰富和完善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为发展数字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持。     

毛泽东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探索

毛泽东同志历来关注“三农”问题，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著名论断。在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就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引导农民走联合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始终贯穿于党和国家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当中。     

数字金融素养何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村居民实现金融幸福，有助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层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衡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而且对农村居民的总体富裕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金融素养通过提升创业水平和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工具普及对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助推作用。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消弭数字鸿沟进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共同富裕的思想史及其展开

共同富裕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类自古以来就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防止贫富分化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性。从经济史的发展角度看,先秦思想家主张建设一个“大同”社会,并按照“维齐非齐”的办法实现“明分”;两汉时期思想家主张采取“善因之”的不予干涉态度抑制贫富分化;唐宋思想家在“义利之辨”的影响下,主张通过保护富人,调节贫富关系;明清时期思想家主张实现对贫富分化中的弱势群体的扶助和救济,促进共同富裕。到了近代,中国思想家将共同富裕社会的建构作为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和行动方案,提出了建设“大同社会”“大同世界”,发展“民主主义”,实现共同富裕。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希望建立一个消除阶级对立与冲突,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社会。这些思想和主张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处理贫富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形成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思想筑牢了理论基础。     

建构高校农村“链条式”志愿服务体系

构建高校为“三农”服务的“链条式”志愿服务体系：分别是建立学生志愿服务体系，作为“链条”结构的原动力，旨在解决农村日常生活外部层面问题；建立教师服务体系，作为推动“链条”运转的加速器；构建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公司”产业模式链为中心的经济层面服务体系；通过外部志愿服务的刺激，激发农村志愿服务的因子，作为内部“造血器”，建构农村的自主服务新机制。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互联网发展、就业质量提升与共同富裕——效应识别与经验证据

实现共同富裕是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长期目标。互联网发展作为信息技术时代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变居民家庭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会如何影响居民家庭实现共同富裕？文章匹配中国家庭金融（CHFS）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就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居民家庭实现共同富裕，就业质量提升是其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对农村户籍、低学历或非正规就业群体，该作用更加明显；从结构分析来看，互联网发展对物质富裕和社会共享具有正向作用，而对精神富裕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工作阶层认同未能提升。政策启示在于，可通过改善互联网相关职业群体在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增强其精神幸福感，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     

有效治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有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涵盖诸多方面内容。有效治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在于有效治理可以形成“一核多元”的协同共治格局、发挥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作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从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本文梳理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后发现,在乡村治理领域中,无论是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治理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要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还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待加强、集体经济较薄弱、人居环境质量有待提高、民生保障不充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有效治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建统领的核心作用;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础;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实现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对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不同认识

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推进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政府加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本对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6个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作的解：农业不是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础，推进城市化必须首先加快工业化；要用发展工业和推进城市化的办学来保护生态环境；城市化战略的选择不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决策的；“城市病”理论阻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国情要求选择以大中城市为主，城市与城镇并举的城市化模式；农民是城市化的主体，要推动农民向市民转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农产品流通组织化选择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是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问题。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指出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是提高农户走向市场组织化程度的理想选择,探讨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影响其运行的内外部主要因素,提出了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流通领域主体作用的对策建议。     

论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特性

当前，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其本质规定性是：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成员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它与集体经济组织、合伙制和股份制等相关组织形式在产权关系、组织目标、表决权、收益分配等方面有很大区别。明确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特性，有利于当前合作经济组织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     

促进农业“三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的根本和标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业的职能正由以供给角色为主向以需求角色为主转换。要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使农业生产经营企业化，农民工人化，农村城市化，用“三化”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的根本和标准。     

良心与人的自由本质

在康德伦理学中，“良心”作为“良意、良情、良知”，与人的自由本质密不可分。“良意”是一种纯粹的意志，其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良情”摆脱了欲望之对象的纠缠，是崇高而自由的道德感情；“良知”以自由为存在依据，同时又是先验自由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探索

毛泽东同志历来关注“三农”问题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著名论断。在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就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引导农民走联合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始终贯穿于党和国家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当中。     

谈农村信用社的企业文化建设

按照目前农村信用社所处的发展环境和时代对农村信用社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农村信用社企业化的构建应确立三点：一是要确立体现诚实守信、面向“三农”、优质高效、明服务的精神，突出服务“三农”的历史使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给自己准确定位，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二是要确立农村信用社的理想、信念和发展目标。理想就是要成为广大农民朋友自己的银行，充分发挥合作互助的职能作用，充当农民致富的支持力量。信念就是我助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