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生产率变化:企业进入退出、所有制与政府补贴——以装备制造业为例

本文以1999～2007年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研究我国国有企业改制阶段进入退出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装备制造业进入退出频繁,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不断减少,非国有控股企业占比大幅增加,呈现出"国退民进"态势;(2)随着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入和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装备制造业生产率水平逐年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生产率差距逐步缩小;(3)政府对国有企业存在"父爱主义"情结,政府更倾向于补贴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生产率低的国有控股小型企业;(4)装备制造业小型企业大量进入和退出,其进入退出容易,但生存不易。非国有控股小企业在竞争中存活源于较高的生产率,而国有控股小企业存活源于政府补贴。     

生产性服务进口、FDI与制造业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生产性服务进口和FDI提高了进口国和东道国的专业化分工,从而促进了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对中国制造行业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要更为明显,而且二者都更能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的进口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建筑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进口;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最能促进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而建筑服务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效应更明显;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明显有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但对资本技术密集性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     

出口贸易技术溢出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

利用2006年—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集,研究了出口贸易溢出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的水平溢出和后向关联溢出均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内资企业溢出是出口贸易溢出的主要来源;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其出口贸易的水平溢出效应较小,并且其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为负;外资企业过于强势的竞争力、形成的买方势力和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是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     

局部知识溢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化——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研究

通过构建局部知识溢出模型,将局部区域中邻居企业的影响引入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化的Tobit-II回归方程中。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2000-2007年）的实证分析发现：（1）县级、市级和省级区域中邻居企业对观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演化具有显著地正向溢出效应;（2）县级区域邻居企业的溢出效应最大,市级次之,省级最弱且不稳定;（3）邻居企业间交流机会的增加会促进局部区域生产率溢出;（4）邻居企业中同行业企业占比增加会提升局部生产率溢出效应;（5）局部区域生产率溢出的源头主要来自于高效率的邻居企业,低效率邻居的影响是负向的。     

人力资本、R&D与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在测算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变化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R&D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动力来源;人力资本与R&D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对技术效率反而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中国行业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比较

本文运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了我国11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成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动。研究表明,我国总体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由技术进步为主转变为技术效率的提高为主。行业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较大的差别,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农业和第二产业。     

中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

运用2005—2008年中国14个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违背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并且存在“生产率悖论”;出口中学效应也不显著。虽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规模正相关,但在控制其他影响出口规模的变量后,生产率与出口规模则呈现负相关;在控制其他影响生产率的变量后,出口规模与生产率同样也会呈现负相关。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其加工贸易等现实条件与经典理论假设的背离;而中国企业出口中学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则在于其自我选择效应的不显著和规模报酬递减。     

行政垄断、对外开放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对外开放会影响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在行政垄断下这种影响则会发生变化。在对制造业行业行政垄断、对外开放、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利用2001-2014年间28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行业对外开放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行业行政垄断则抑制了这种促进作用。因此,在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应使其充分参与到对外开放中,同时在此过程中要减少行政垄断。     

高管股权激励、技术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OP方法测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上技术创新存在中介效应。在股权激励有效期越长、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明显。     

什么影响了制造业行业内生产率结构变化？--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业内生产率结构反映了同一行业高效企业和低效企业的分布结构,这一结构体现了一个行业市场竞争的充分程度和资源配置的有效程度。研究行业生产率结构对于判断行业所处发展阶段和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使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在以ＯＰ和ＬＰ等半参数估计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的基础上,对生产率差异度进行了测算,并与日本企业作对比,同时还对影响生产率差异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１９９８到２００７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差异度在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但绝对数值上远高于日本,其变化受行业集中程度、行业对外开放程度和国有企业密集程度影响较为显著,新技术的应用对行业生产率差异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集聚、贸易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选取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关联的门槛模型分析方法,在贸易开放的视角下,对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在集聚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有门槛效应的存在,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愈发显著。同时,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时,产业集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上,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反而有负面影响,这可能与集聚水平过高所导致的负外部性有关。     

外资进入的技术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一个与传统索洛余值方法相一致、同时具有微观基础的总生产率增长分析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外资进入对制造业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整体总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资源再配置效率,而外资的进入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重要渠道之一。外资企业的总生产率增长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其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也均高于制造业整体均值。样本考察期间,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断提高。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26个制造业2003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决定因素。分析表明资金利润率和行业风险等已经成为决定企业进入和退出产业的主要因素,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资本规模壁垒和行政性制度壁垒仍阻碍企业有效进入和退出。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

战略公司财务理论认为外部产品市场特征与公司资本结构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关系,行业差异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不同行业门类间以及制造业中各次类之间的资本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不是由于个别行业的异常值引起的,而是行业间普遍存在的,但是制造业中各次类之间的差异不如行业门类之间的差异那么明显;大约有8.78%的资本结构差异可由公司所处的行业门类来解释;制造业内各次类的趋同性很强,只有2.37%的资本结构差异可由公司所处的行业次类来解释。     

结构转变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基于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以及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争论,通过构建TFP增长的分解方程,强调了结构转变通过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生产率的影响,重新测算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TFP增长率较高,资源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部门,尤其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对TFP增长有显著作用,其贡献高达28%。因此,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仍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可持续性。     

工业机器人、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制造业以及CRIA工业机器人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用模型,实证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机器人与制造业增长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可分为直接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中介传导效应,其中: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直接效应解释了总效应的82.45%,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中介效应仅解释了总效应的17.55%。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促进制造业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传导,而非技术效率。     

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文章运用经验数据和实证检验分析了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并对其进行了结构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主要源自于进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与此影响相反,进出口贸易对综合技术效率呈正U型影响。劳动力转移可以显著提高综合技术效率而对技术进步具有直接负面效应,但通过推动对外贸易进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间接促进效应不应被忽视。随着技术势差的缩小,通过对外贸易等渠道获得技术溢出的效应日趋减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转变为主要依靠自身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同时应注重进一步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