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价格、大宗交易量与收益率——基于1996—2010年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A股市场上股票价格在长期持续上涨的过程中投资者采用持有并卖出策略下收益率与大交易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中国A股市场上证综合指数、大盘蓝筹、中小盘组合的分析,发现不同市值规模的股票在大交易量发生后的30天里出现了显著的负收益率,市值规模越小,这种负收益率现象越明显,而且大交易量发生前期收益率的变化度随着市值规模的减小而降低。     

我国A股市场的媒体效应及影响因素——基于公司特征的分析

通过事件研究方法,对我国A股市场中媒体关注负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探索,并且从公司特征角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A股市场上受到媒体关注的公司在事件期内存在显著为负的累积超额收益率,质量较差的公司受其影响更为明显。累积超额收益率与权益的账面/市值比、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以及职务累积显著正相关,而规模和消息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进一步控制了反映我国市场特征的机构持股比例和反应交易量冲击的异常交易量后,原有结论不变,并且发现个人投资者比例的增加将加重媒体效应。     

融券卖空与周末效应——-来自Ａ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利用沪深Ａ股数据研究融券卖空与周末效应间的关系,检验了Ｃｈｅｎ＆Ｓｉｇｎａｌ（２００３）的理论假说在Ａ股市场的适用性。研究结果显示：样本研究期间存在显著的周末效应,周五的股票日收益率均值显著高于周一,不过股票日收益率最高均值出现在周三;股票日收益率和股票波动性与融券卖空率负相关,股票日交易量则与融券卖空率正相关,且均在统计上高度显著;混合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基本支持Ｃｈｅｎ＆Ｓｉｇｎａｌ（２００３）的研究假说,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则更加稳健。     

深圳B股市场有效性分析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针对深圳B股市场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这一段时间的交易数据,利用横截面统计回归的方法对深圳B股的市场β值、流通市值、市盈率、账面/市场价值的比率四个因素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是收益率与流通市值的对数、市场β值、市盈率、账面/市场价值比率的对数均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深圳B股市场是非有效的.进而分析了深圳B股市场非有效的原因,并对强化深圳B股市场效率提出了一些建议.     

股市规模效应的再研究--基于上海A股市场的实证分析

规模效应反映了股票收益率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反向关系。以上海A股市场2001年1月到2003年10月的上市公司数据为对象，通过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认为在处于一个调整期的上海A股市场中，规模同收益率之间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而相关性更多表现在同收益率的波动性之间。     

证券分析师荐股靠谱吗?——以2009～2011年水泥行业为例

本文以水泥行业为例诠释了水泥行业“至上而下”的基本面分析逻辑框架,比较了新财富分析师对水泥行业来年的投资策略与事后二级市场的表现,结论是:新财富最佳分析师一般能把握行业一年的大致景气情况(排除重大事件),但预测行业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则稍微差了些.推股平均收益率方面,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所荐股无战胜市场的可能,股票平均收益率受市场影响较大,即市场环境好,荐股收益率高,反之则收益率为负.     

２００６年ＩＰＯ重启后上证综指与沪市ＩＰＯ抑价关系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大盘指数与股票市场ＩＰＯ抑价程度相关。“市场气氛”这一指标可用来刻画大盘指数的状况。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2006年至2008年在沪市上市的41只Ａ股新股,就上证综指与沪市Ａ股市场ＩＰＯ抑价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2006年至2008年上海Ａ股市场平均ＩＰＯ初始收益率为81.72%,股改后的上证Ａ股市场仍存在着较高的发行抑价。上证综指与ＩＰＯ抑价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沪市市场气氛能较好地解释ＩＰＯ首日超额收益。同时发现上市首日换手率、发行规模等几个变量也表现出较高的显著性,投资者的投机行为是新股ＩＰＯ抑价偏高的主要原因。     

沪市股票规模效应的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规模效应是指以股票市值为衡量标准的公司规模的大小和该股票的市场收益率之间呈相反的关系。文章研究的目的就是验证我国股票市场是否也和欧美股票市场一样存在规模效应。从上海股票市场随机抽取50家规模各异的上市公司，对其2001年～2003年3年来的实际收益率、正常收益率、异常收益率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上海股票市场存在规模效应的结论。     

市场不完备与股票交易量

交易量与收益率都具有信息含量，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与国际证券市场的联系不太紧密，投资者也不够成熟，市场不完备对交易量有较大的影响。文章从交易量与收益率的交互表现入手，分析了交易量的流动性假说、交易量与信息扩散速度的关系、信息不对称对交易量的影响。以度投资者的异质性、过度自信和投机行为等对交易量的影响；并着重讨论了中国证券市场实际存在的阶段性闭市、交易成本和卖空限制三种市场不完备对交易量的影响。     

证券组合市场风险与收益的实证研究

按照股票规模大小构建中国Ａ股市场的沪深３００股票组合,研究股票组合的平均相关系数和平均方差对市场总风险和市场超额收益率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股票组合的平均方差比平均相关系数能够更好地代理市场总风险,并且股票组合的平均方差对市场超额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解释和预测能力。实证结果与“罗尔批评”相悖,从一个新的角度印证了资产定价模型能够有效地分析中国Ａ股市场的风险和超额收益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交易量分解的股指期货价量关系研究

利用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IF1112的1分钟高频交易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将交易量分解为开仓交易量、平仓交易量和换手交易量,研究股指期货交易量、三类分解交易量与对数收益率、绝对收益率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从更微观的视角揭示股指期货的价量关系,得到的结论是：对数收益率与交易量、平仓交易量、换手交易量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对数收益率是开仓交易量的Granger原因;绝对收益率与交易量、开仓交易量、平仓交易量、换手交易量之间均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但显著性水平不同。     

发起人股东首发限售股解禁的市场反应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公司首次公开上市时,发起人股东所持股份在一定期限内限售.文章研究2009～201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起人限售股解禁时的市场反应.通过采用事件研究法计算出解禁前后窗口期公司股票的累计异常收益率(CAR),发现解禁日前上市公司的异常收益率显著为负,在解禁日当天异常收益率显著为正,而再其后则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市场对发起人股东首发限售股解禁有负面反应,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基本有效,在解禁日之前消化了此负面消息.在此基础上,对比了风险投资发起人、实际控制人发起人和其他内部股东首发限售股解禁的市场反应,发现市场对风险投资发起人限售股解禁反应不显著,对实际控制人首发限售股解禁反应最大,说明投资者对风险投资的退出早有预期,但对实际控制人解禁带来的减持可能性仍视为负面消息.之后的横截面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累计异常收益与解禁市值、解禁股占总股本比例显著负相关.     

增发资格、产权性质与财务特征

以1998—2007年符合增发条件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司资产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越低,净资产收益率越大,增发中请越容易获得证监会的批准,而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增发申请能否被证监会批准并无显著关系。     

现金周转期异象:来自中国A股的证据

现金周转期(Cash Conversion Cycle,CCC)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衡量公司管理效率及其外部融资需求的指标.来自美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显示,公司现金周转期与其股票收益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买入公司现金周转期较低的股票、卖出公司现金周转期较高的股票的套利组合具有显著的正异常收益率,即存在现金周转期异象.本文采用组合价差法和Fama-MacBeth回归考察了中国A股市场中现金周转期异象的存在性及其成因解释.研究结果显示:中国A股市场存在与美国股市不同的现金周转期异象,公司现金周转期指标与其股票收益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买入公司现金周转期最高的10％股票并卖出公司现金周转期最低的10％股票的市值加权组合,每月可获得1.035％的超额收益和0.307％的异常收益;中国A股市场中现金周转期异象可以用公司的融资风险和股票错误定价两个方面来解释.     

中国股市波动性与交易量的关系--基于混合分布假说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混合分布假说(MDH)框架下,应用EGARCH—Volume(附加交易量的指数GARCH)模型,分阶段考察了收益率波动性与交易量的关系。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本文通过对沪深股市分阶段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股市发展的过渡、调整阶段(1993～1996),同期交易量作为信息到达的代理变量,明显降低了沪深两市收益率中时变波动的持续性特征,而在规范、发展阶段(1997～2001),沪深两市的交易量基本不能解释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特征,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混合分布假说对股市持续性解释力呈现阶段性差异,说明信息对收益率波动的影响机制随着股市的发展而变化。     

沪深A、B股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基于GARCH模型的收益率波动引导关系

运用计量经济学中GARCH模型和Granger因果性检验。分阶段实证检验了B股市场自对内开放以及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沪深两市A、B指收益率波动的引导关系。得到的结论主要有：B股市场对内开放以来,沪深两市收益率波动的引导关系以及A、B指收益率波动的引导关系有所增强;特别是汇率制度改革以来,A、B股市场收益率波动的引导关系表现得更加显著。     

基于跳跃风险夏普比率的中国基金收益再度量

利用2007—2020年14年间的我国117支股票型基金与上证A股市场收益率数据,计算标准夏普比率、累计生成函数四阶矩下夏普比率及不确定冲击跳跃风险修正下夏普比率,研究发现:我国117支基金及上证A股收益率呈现明显负偏高峰度非正态分布;我国117支基金及上证A股收益率夏普比率受到不确定冲击跳跃风险的显著影响,差值最大达到19%;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基金市场已经从非有效性市场逐渐进入弱式有效性市场,中强有效市场将是未来发展方向,以基础分析为主要分析策略的大型基金,其收益打败大盘指数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越来越成熟,拥有卓越分析能力的优秀基金毕竟是稀缺的,大多数基金只能以跟随和模拟大盘指数而非跑赢大盘指数收益为目标,尤其面对不确定冲击的危机时期。     

中国股市波动性与交易量的关系:基于混合分布假说的实证研究

在混合分布假说(MDH)框架下，应用EGARCH-Volume(附加交易量的指数GARCH)模型，分阶段考察了收益率波性与交易量的关系。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对沪深股市分阶段的实证结果表明：在股市发展的过渡、调整阶段(1993～1996)，同期交易量作为信息到达的代理变量，明显降低了沪深两市收益率中时变波动的持续性特征，而在规范、发展阶段(1997～2001)沪深两市的交易量基本不能解释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特征，收益率波的持续性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混合发布假说对股市持续性解释力呈现阶段性差异，说明信息对收益率波动的影响机制随着股市的发展而变化。     

IPO前后公司财务业绩变化趋势的实证研究

以1994－1996年期间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16家A股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上市前1年到上市后4年的总资产息税前收益率（EBIT／A0等财务业绩指标中位数的变化趋势,以及流通A股占总股本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市值等因素与业绩指标变化的相关性,然后从利润操纵、股东激励机制、投资理论误区和控制权市场等方面寻找原因,对研究结果予以合理解释、并提出对政策制定的启示。     

基于VAR模型的上海股市价量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对上证综指的收益率和交易量数据序列建立VAR模型,然后借助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海股市中的价量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线性因果关系,并且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是非对称的,收益率对交易量的冲击大于交易量对收益率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