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采用2014—2018年中国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比传统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显著部分中介效应,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传统金融模式下受融资约束越强的中小企业（高技术产业中小企业、非国有中小企业）,数字金融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越显著,进一步说明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在制度环境质量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也较大。此外,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但覆盖广度的影响不显著,单纯的数字金融使用数量增加并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致力于缓解和消除传统金融模式下的融资约束;改善制度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互联网金融是否放松了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约束？

剖析互联网金融对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可以为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微观证据。在分析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约束的形成机制及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欧拉方程投资模型和修正的托宾Q模型为基础,利用2009—2014年沪深上市的153家文化创意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其融资约束状况,并检验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文化创意上市公司存在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互联网金融发展能降低文化创意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即可缓解其融资约束;在不同的企业所有权以及资产轻重程度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上述效应有不同的表现。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农业上市公司投资

为更好地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探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运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４１家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选取２８７个公司年有效数据,采用动态系统ＧＭＭ估计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微观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而分析对农业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减少企业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减轻企业的融资压力,进而促进公司投资行为,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不仅为中国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提供了经验支持,也对宏观金融发展与微观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     

金融发展对企业R&D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各地区金融发展指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普遍存在融资约束;总体上看,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在缓解R&D融资约束方面的作用显著;另外,金融发展的这种减缓作用对非国有股份企业更加显著。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信贷市场机制,健全资本市场,加快金融发展,以促进企业研发投资,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软预算约束与经济波动

软预算约束与宏观经济的波动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软预算约束影响了投资的数量、类型和效率,而投资是构成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集中型的融资体制下,存在软预算约束的企业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银行信贷或其他国有资金,信贷供应量的波动造成货币发行量的波动,进而造成价格和产量的波动。     

议价能力、商业信用与企业绩效——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分析

利用200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引入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衡量企业议价能力，检验了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约束越强，现金流越短缺，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反而下降，表明议价能力对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扭曲效应，且在国有企业中该扭曲效应更强。同时，货币政策紧缩和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加剧该扭曲效应。经济后果方面，融资约束越强的企业通过提供商业信用的方式虽然提高了资产周转率，但降低了营业净利率，总体上降低了企业绩效。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企业ESG表现、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研究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较好的企业能够显著促进其财务绩效的提升。同时,ESG表现通过融资约束影响财务绩效,ESG表现好,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困境,进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更好,且对财务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强。     

FDI、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投资

基于扩展的企业投资行为欧拉方程,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方法,分析了FDI是否以及如何缓解中国企业投资融资约束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投资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私营企业、新企业、中高技术行业的融资约束更为明显;FDI主要通过行业垂直关联缓解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对私营合资企业、新企业、中高技术企业更为明显;FDI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中国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     

中国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从2003～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的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较国有上市公司得到更加明显的缓解;金融中介的发展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远比股票市场发展的作用大。     

会计稳健性、融资约束与投资不足:基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经济体系的主要力量。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发展,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国泰君安数据库搜集数据,以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2015-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目前仍然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状况,而融资约束是诱发企业出现投资不足的关键因素;会计稳健性较强的中小板上市公司可以缓解融资约束的程度;中小板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利用其与融资约束的反向作用,缓解、弱化企业投资不足的程度。本文对我国中小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进行科学理性的投资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可以补充关于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融资约束、出口与R&D投资——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为何未带来经济转型?

本文分无融资约束和融资约束两种情况,讨论了企业出口和研发投资之间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使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出口与RD投资之间两种效应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出口与RD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加,企业不能既出口又进行RD投资,只能二者择其一。这一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折射了我国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是阻碍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微观层面解释了为何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经济转型。     

内部控制、会计稳健性与融资约束

本文以2005--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现金一现金流敏感性视角探讨了内部控制与会计稳健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降低融资约束的作用在下降;随着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会计稳健性缓解融资约束的效应在减弱,即内部控制与会计稳健性在缓解融资约束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融资约束视角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从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机构持股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和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了全样本企业的专利申请,而对研发投入有不显著的正效应。机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独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灰色机构投资者仅对企业专利申请有正向影响但明显低于前者,并且机构持股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均高于民营企业。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时,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对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大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在独立机构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但这种关系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     

救助投机、挤入效应与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

国有银行的＂救助投机＂行为促进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不良贷款的积累。在政府、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长期动态博弈中,由于预算硬约束企业的出现给国有银行提供了改善贷款资产组合的机会,提高了银行在与政府的救助投机博弈中的议价能力,要求政府给予更多的流动性注入,这会产生银行贷款资产中预算硬约束企业贷款占比不断增加的挤入效应。这种挤入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政府的救助将变得非社会最优的,进而政府将停止救助,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也随之硬化。     

数字金融、政府补助与企业社会责任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技术相结合的新产物,在微观企业层面乃至宏观经济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补助会弱化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发挥社会责任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高负债率、制造业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     

生命周期视角下股利政策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关系重构

以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和所有权性质的双重研究视角,实证检验了现金股利政策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长期的国有企业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产生了扭曲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股利能够通过抑制过度投资缓解其扭曲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成长期的民营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源于真实的融资约束水平,支付现金股利会进一步提高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成熟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均来源于代理冲突,现金股利政策能够弱化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衰退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产生了扭曲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股利政策会进一步扭曲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金融科技、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金融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助于缓解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升竞争能力。利用2011—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对金融科技效应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金融科技发展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中小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