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视角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中国制造业为例

文章首先分析了在资本利益集团驱动下形成的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次运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2005-2011年中国制造业中13个两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利益集团视角下的产业集聚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利益集团的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技术进步率有显著影响。国有资本主要通过影响技术效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际资本则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实现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升级。     

人力资本、R&D与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在测算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变化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R&D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动力来源;人力资本与R&D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对技术效率反而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环境污染抑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了吗?——来自中国1990～2010的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基于1993～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考察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研究凸显以1999年为断点的阶段性差异。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人力资本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以1997年为断点的分时期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1993～1999年而言,1999年后环境污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果有所减弱,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益在进一步增加,物质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大幅下降。最后,我们结合中国的实际给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2～2007年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2～2007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8个行业面板数据,从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考察了进口和出口对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002～200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而非技术效率的增长。从制造业总体回归来看,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出口则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进出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都为正,其中进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出口的影响显著。行业分组回归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工业机器人、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制造业以及CRIA工业机器人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用模型,实证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机器人与制造业增长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可分为直接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中介传导效应,其中: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直接效应解释了总效应的82.45%,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中介效应仅解释了总效应的17.55%。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促进制造业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传导,而非技术效率。     

规模对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基于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了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了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对中国工业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和规模前向溢出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规模后向溢出效应对下游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产业政策一定有效吗？--基于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源于对政府与市场角色的不同认识,产业政策一直饱受争议。本文利用政策偏度来测度产业政策中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用ＤＥＡ方法测算３５个工业行业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并通过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政策对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的影响的实证分析考察中国产业政策的效应。结果发现：产业政策可以实现工业行业产出的增长,却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产业政策只能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加速或迟滞作用,产业自身的发展潜力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中国的产业政策担负着保就业和促增长的双重使命。     

集聚、贸易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选取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关联的门槛模型分析方法,在贸易开放的视角下,对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在集聚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有门槛效应的存在,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愈发显著。同时,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时,产业集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上,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反而有负面影响,这可能与集聚水平过高所导致的负外部性有关。     

出口对生产率影响的非均衡性研究——基于Veblen-Gerschenkron效应的考察

出口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野切入,实证考察了出口之生产率增长效应的非均衡性论题。借助新近兴起的技术前沿距离方法的研究表明,出口对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远的落后地区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要大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近的先进地区,意味着出口具有Veblen-Gerschenkron效应,即技术落后地区在出口过程中获得的技术溢出和生产率增长要大于技术先进地区。而且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还具有时间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针对门槛效应的检验表明,只有在行业出口超过某个临界值后,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才渐次显现并不断强化。此外研究还显示,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同行业集聚与关联行业协同集聚外部性都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对于制定利用出口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化地区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用分析

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近年来已成为热点话题。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核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以探究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用。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但利用效率不高;金融规模迅速扩张而不注重金融效率的提高将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     

市场竞争程度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分布变化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拆分、外资企业及民营企业的进入,都使得中国工业行业的竞争程度日益加深。基于工业企业层面数据,我们发现,即便是在四位数产业里,不同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而企业异质性是决定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经历了明显的稳定的增长,这意味着,来源于产业和跨产业的共同冲击,比如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与增强,很可能在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我们将总量生产率分解为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和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证实了市场竞争加强促进了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加,境内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     

西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比较分析——基于三次产业的研究

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2000--2010年西北地区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贡献度,研究了三次产业间要素流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西北地区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阶段波动性,TFP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西北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效率为正,但自2006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第三产业．     

技术势差、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

在中国人均GDP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外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本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OFDI)获取逆向技术外溢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现实路径,具体考察技术势差的变化对这一技术溢出过程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内外技术势差的减小显著促进了OFDI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技术势差的缩小有利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正向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选取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是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渠道;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存在结构性特征及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本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抑制了邻近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单一门槛,受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假说”检验

“结构红利假说”认为,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部门向高生产率或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针对这一假说,以上海为样本应用偏离—份额法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法,检验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间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现象,结果表明上海３４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各产业的内部增长效应,结构变迁效应并不显著,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仅是阶段性现象,突出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低时期,产业结构变迁较为明显,其他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各产业的内部增长效应。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贸易出口——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视角

采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了我国服务业分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并对行业生产率与行业出口规模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面板估计。结果显示,我国服务业分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与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服务业生产率与服务业出口贸易之间具有强正向相关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服务业生产率是服务贸易出口的原因。上述结果与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是吻合的,说明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也支持该理论。     

出口商品结构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核算了1994～2007年我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完全修正最小二乘估计法,实证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的出口量增长不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初级产品的出口弱化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各地区的省市有所差异,说明出口商品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区域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