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金融支持弱化的制度分析

农业的发展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进行资源的配置,但我国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弱化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表面上看是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冲突问题,实质是一个制度非均衡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农业金融支持弱化的根源是制度供给的不足,所以,政府应该在风险管理、利益补偿、农村金融机构职能定位等方面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满足农业对资金的需要。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开发性金融支持(DFS)研究——基于微观农户行为的分析

农户的经济行为是研究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出发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低效在于对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农户的经济行为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复杂性,表现为在各种外部约束条件下的经济理性,传统金融制度安排无法有效满足这种复杂的微观金融需求,而开发性金融才是适应中国农村微观基础的并能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可持续金融支持的有效形式.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缺陷及创新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安排更多体现了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政策意图,而缺乏对农村金融市场特殊性的关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必须加以改进和完善,否则融资难的困境将继续困扰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金融资源酉己置方式及选择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率。政府主导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无疑会损害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无助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市场不完善下的片面的商业化配置则会发生农村金融资源"逆向配置",同样阻碍农村、农业发展;市场配置与政策导向相结合的农村金融资源方式是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现实选择。     

建设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要以农民为主体

从当代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拥有的金融资源情况看,以农民为主体建设现代金融制度,采取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符合金融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逻辑推理,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能使农村金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因此,建设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要以农民为主体。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及其金融深化的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由来已久,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是其根本原因.制度供需抑制、民间金融的夹缝生存迫切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再设计.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浅析了金融抑制问题及其成因,并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探讨制度设计的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及其金融深化的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由来已久,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是其根本原因。制度供需抑制、民间金融的夹缝生存迫切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再设计。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浅析了金融抑制问题及其成因,并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探讨制度设计的对策研究。     

黑龙江省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研究

在经济金融时代,金融的资源属性更加凸显,要解决黑龙江省“三农”发展的问题,金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必须要给予农业发展充足的金融资源支持。因此,分析了黑龙江省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路径,完善配置机制,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的策略。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分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距,这种不平衡性显著影响着农村区域协调发展。该文以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为基础,探讨了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进而结合区域经济政策相关理论,提出运用合理的区域金融政策,如实施有差别的农地金融制度,在总体制度安排及具体政策工具上体现区域差别,以保证农村金融的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探索

中国农村60年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转制成本,保证了整个工业发展的大局,但却带来农用资金外溢、金融机构缺失、金融环境抑制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当前农村金融制度转化问题,建议通过强制性变迁与诱导性变迁相结合的转制方式,实现政府主导向金融功能主导的转化,探索建立新型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这对于深化金融制度的协调性、金融组织的创新性、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市场化进程改善了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吗——基于工业用地出让的经验研究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在地方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背景下,市场化进程会对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有何影响?本文以工业用地配置为切入点,将2008—2013年我国工业用地出让数据与同期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相匹配,构建每宗工业用地的配置效率指标,研究市场化进程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微观层面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越高;(2)在传导机制上,市场化进程能够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进而提高配置效率;(3)对于存在经济增长压力和财政压力的城市,市场化进程对土地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效率比较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全国各地区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作整体的评价和比较。分析表明：影响东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是制度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滞后,规模效率是阻碍西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障碍。各地区在加大金融支农投入的同时,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才是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的重点。     

中国财政资源非均衡协调配置的政策研究

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西方国家对财政资源的配置走向了古典均衡理论下的政府不干预和非均衡理论下的政府强力干预两个极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财政资源实行了计划均衡配置体制与政策,在保证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问题,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初,按照"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要求,对财政资源实行了非均衡配置体制与政策,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等社会经济问题。为此,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以"五个统筹"的提出为标准,财政资源配置政策进入了非均衡协调时期。所以,非均衡协调应当综合运用各种科学手段,在社会经济运行的非均衡发展常态下,通过非均衡手段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达到均衡目标。     

分权理论及其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应用

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产权利益分配关系既是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约束条件,更是研究的基本视角之一。分权型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制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在实践上表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利分配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竞争,这必然会对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变革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建立一个从分权到合作的M型分权模型,可以解释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政府间分权关系的演进趋势。     

广东水权制度改革与水市场建设思路

水权是水资源管理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建立可交易的水权制度能够提高水资源在不同用水部门或用水地区的配置效率。本文在剖析广东省现行水权制度的基础上,探讨了合理配置水资源的水权制度,提出了建设水市场的建议。     

我国体育资源配置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我国政府在体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政府对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不力;在当前市场并未失灵的情况下政府过多介入非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相关体育法律法规已不适应新时期体育资源配置的要求等。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非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行为来完善,相关行政部门行使其经济职能;顺应行政机构改革大潮流,完善体育行政机构功能,明确相关职责;相关行政机构应依法行使体育资源配置职能。     

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政策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有效的财政政策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存在财政责任划分不明确、财政投入总量不足、财政资源配置不均衡、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供给界限的均衡分析

政府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资源配置运作体系或制度安排。但是 ,制约它们运作的机制应该是相同 ,也就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对政府供给的均衡分析尝试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均衡模型 ,以此来界定政府在何种层面、何种程度上更有利于资源配置 ,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     

基于计算实验的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结构效应研究

以我国农业科研机构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结构的基础上,基于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农业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结构运行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1998—2014年农业科技资源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模拟。针对不同配置方案进行组合实验,仿真模拟在各种方案下产出表征变量论文和专利申请量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投入、农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薪酬对专利和论文产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农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比例与结构调整、课题经费投向对论文和专利的产出较为敏感。据此,探究如何调整配置结构达到最优产出,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CAN CHINA'S “MINI-BANG” SUCCEED?

Despite the phenomenal succes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the Chinese economy encounters a series of increasingly perilous problems, such as the recurrence of a "boon-and-bust" cycle, inflation, corruption, and regional dispar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oot of these problems i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eforms in the macro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e reforms in the micro-management institu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In October 1993,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troduced a reform package in a bid to make the macro-policy environment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liberalized micro-management institu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macro-policy environment was formed endogenously to facilitate implementing the "catching-up and forging-ahead" development strategy. Unl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bandons that strategy, it cannot complete the reforms in the macro-policy environment and it cannot uproot the problems appearing in the reform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