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投资、外商投资与二氧化碳排放——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与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采用2009—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与门槛模型,从静态与动态角度分析绿色投资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绿色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关系,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即绿色投资对碳排放从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碳排放具有连续动态性,前期碳排放总量会对当期碳排放产生影响;绿色投资对碳排放的作用存在外商投资的门槛效应,在高水平外商投资情况下,绿色投资对碳排放的作用表现为抑制。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上,以绿色索洛模型为分析框架,将数字经济引入其中予以改进拓展,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提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碳排放呈倒U型曲线的可能性。实证分析上,使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测算了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理论猜想。结果表明：碳排放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因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不均衡特征,异质性分析得出该倒U型关系在数字经济中高发达地区和数字经济低等与欠发达地区均存在。据此,为探索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的作用关系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利用2006—2019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一定阈值后,其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碳减排;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发挥持续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需要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正确引导人工智能在碳减排领域的研发应用,针对不同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     

城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1997-2013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SYS-GMM和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分布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倒"U"曲线中的上升阶段,但部分地区存在过度或集中投资的现象;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到: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在前期冲击效应波动较大,但长期影响趋于稳定。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双碳”目标下,如何促进节能降碳成为当前中国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碳排放量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以中国26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次,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是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可通过地方政府竞争的间接效应抑制碳排放;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会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能源丰裕程度的不同、城市创新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能源丰裕度低的城市以及高创新投入城市,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数字经济发挥减碳效应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应进一步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我国低碳发展增添动力。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碳排放效率

文章选取2009—2020年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影响呈“U”型关系，且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关联效应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异质性效应下同样表现出“U”型或倒“U”型非线性影响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及两者交互项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长期冲击效应为正。据此，文章提出，应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加快重点领域创新、着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提高制造业碳排放效率。     

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1953—2012年)探讨了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关系,同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1995—2011年)考察了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不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长期内城市化有助于抑制碳排放,短期内过快的城市化将加剧碳排放;东部地区城市化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中部地区城市化不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库茨涅茨曲线关系;西部地区城市化有利于碳减排,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库茨涅茨曲线关系;各地区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行为下创新要素流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8年中国内地31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法探讨政府行为与创新要素流动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就全国而言,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R&D人员和R&D资本要素流动存在倒U型影响,且地方政府竞争与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与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可以协同发力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另外,地方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能够促进周边地区创新要素流动,而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仅能影响周边地区R&D人员流动。在分区域研究中,东部地区3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创新要素流动均存在倒U型影响,中部地区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发挥倒U型作用,而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行为发挥正U型作用;地方政府行为协同对中西部地区创新要素流动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地区影响甚微。     

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线性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采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采用线性面板模型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互联网发展提高了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人均碳排放量,第二产业增加提升了人均碳排放量。考虑门槛效应时,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单门槛,即互联网发展与碳排放是倒"U"型的关系,当地区互联网水平处于中低水平时,互联网发展显著增加了地区的人均碳排放,当互联网发展水平越过门槛时,互联网发展又表现为抑制碳排放的增长。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进步能否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可靠性。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能在地区之间相互溢出,经济集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3)经济集聚不仅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发挥间接的抑制效应,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探究环境规制与区域碳排放的关系对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层面并选取2005—2019年数据,从异质性环境规制角度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影响的关系进行探究,并进一步采取中介效应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1）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N”型特征;（2）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倒“N”型;（3）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影响能源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抑制碳排放,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工业发展水平、资源协调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与能源发展水平进而抑制碳排放。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启示。     

中国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方法研究中国人均产值和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运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人均碳排放和人均产值之间并不存在倒U关系。此外,模型中还添加了人均碳排放的一阶滞后项和反应结构效应的第二产业比重,结果表明历史碳排放对下一期的碳排放有着显著的影响。     

中国基础设施服务、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分析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假说,并运用中国各地区2000年~2003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对基础设施存量水平与专业化程度、基础设施存量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支持了假说,即地区专业化程度与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正相关,各地区之间专业化程度有显著差异,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率与基础设施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对外开放与碳排放——基于省际面板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收集全国28个省市1997—2011年的人均FDI和人均进出口贸易等指标的面板数据,构造基于对外开放经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而对碳排放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研究表明,对外开放程度接近的区域存在碳排放的集聚效应。另外,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对对外开放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表明,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右端;FDI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存在"污染天堂";FDI和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辐射效应,而碳排放自身存在空间示范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影响机制及回弹效应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已成为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在要求。基于发明型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理，同时，采用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回弹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发明型和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总体上均有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其中，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大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次，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发明型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城镇化则存在遮掩效应。此外，不同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回弹效应”,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回弹效应”大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