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同发展研究

农业与物流业的协同发展,将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近年来,广西不断加大农业投入与物流业融合的发展措施,以期达到农业与物流业协同发展的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本文基于产业耦合视角,构建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模型,并通过采集2010-2019年的相关指标数据来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广西农业与物流业的综合协调指数逐年递增态势;然而农业与物流业子系统尚处于拮抗性耦合阶段,长期处于较低耦合的协调关系;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严重失调良性发展到基本协调阶段,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协同发展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使得农业与物流业的产业融合效益有了共生局面。     

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和异质性研究

在当前我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背景下,我国的绿色金融对略显疲态的经济增长态势是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融合程度、区域异质性差异何在。本文采用熵值法赋权、耦合度模型、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莫兰指数研究2009-2018年我国四大区域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综合水平,结果发现,两者间的耦合度呈不断上升趋势且总体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各地区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间的耦合度和经济增长之间越来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且一致性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两者间的耦合度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呈现下降趋势;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两者之间耦合度的空间聚集性在不断减弱,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断加强。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应继续保持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补贴,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对东部、东北部地区企业应完善环境监督机制,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财政金融协同支农耦合关系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论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我国各省的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空间计量方法揭示耦合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全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均恰好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但耦合水平值仍然偏低,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集聚关系;经济发展质量、政府重视力度、农村信贷投入及社会支持水平是耦合水平提升的显著促进因素。因此,论文认为,政府须结合各方资源推动全国整体均衡发展,并采取优惠政策促进财政金融支农体系相协同。     

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四川省2002年—2017年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结果表明:四川省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耦合,协调等级总体呈现由濒临失调到高度协调的不断提升;通过灰色关联分析筛选,金融体系中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子系统与产业结构之间呈现较强的关联度。     

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具有协调共生关系,把握二者空间演化特征、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因素对推动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利用合成系数法测度2011—2019年省域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二者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及交互因子。结果表明：我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空间布局呈现“三强带动、东西分化、中部过渡”的特征,省域金融生态环境空间布局呈现“东南向西北层次递减、中心区域极化”的特点,二者耦合协调度从濒临协调过渡到高度协调,空间上呈现出“东部沿海高、西部内陆低”的层次递减规律。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比、人均财政收入、政府人均教育支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是驱动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经济发展、金融法治环境与其他系统的交互作用会助推二者耦合协调,但促进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主导因素存有异质性。因此,应从优化地区经济发展、构建完善金融法治体系以及提高居民金融素养等多方面着手,...     

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能否助推经济发展？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进一步探讨其对经济的助推作用。结果表明：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耦合协调机制;无论在经济空间还是地理空间中,某一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可以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在东、中、西部区域中,耦合协调度的经济效应具备空间外溢性和地区异质性。基于此,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提升耦合协调度、在不同区域内立足区域实际进行精准施策的建议。     

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的耦合协调分析

于2010～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绿色金融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两个体系的耦合协调关系。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莫兰指数对其测算结果进行效率评价。研究发现：（1）绝大部分省份的绿色金融指数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数尚未实现优质协调发展,两个体系的耦合协调度较低;（2）两个体系的耦合协调度和DEA效率评价整体上均处于逐年增长态势,且大部分省份的增长态势趋同;（3）耦合协调度和协调效率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且空间集聚现象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从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角度出发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耦合协调关系及时空特征研究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存在密切联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险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对保障的需要,商业保险成为社会保险的有力补充。因此,研究二者之间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二者协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01~2013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的数据为样本,重新构建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物理学中的耦合协调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对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就全国而言,2001~2013年我国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二者的耦合度始终处于颉颃阶段,二者的协调度由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转变;就区域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耦合度一直处于颉颃阶段,协调度是中度协调关系,而中西部地区耦合度一直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协调度是低度协调关系;就省际而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省际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2001年中度协调的省份有9个,而2013年为19个,2001年低度协调的省份有18个,而2013年为7个。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耦合协调关系的空间格局也由2001年从东到西递减的“T”型格局转变成2013年较为均衡的格局。     

G-3 汇率波动特征与驱动因素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修正了多恩布什提出的粘性价格模型,以美国、日本、欧元区（G-3）2000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宏观经济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协整、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分析国民收入、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变化对G-3汇率波动的弹性.在分析实证结论的基础上,发现G-3汇率的波动与两国货币供给量、国民收入和债券利率的差值有密切关系.     

保险发展、空间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5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检验我国保险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空间自相关性,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保险发展对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保险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保险发展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银行业与宏观调控对实体经济具有反向影响作用,但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具有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性。     

资源依赖、制度安排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是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 本文通过构建涵盖资源依赖、制度安排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理论模型分析其内在关系并提出假 说,运用2000-2016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与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影 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依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本地区创新能力提升;（2）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3）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本地区 资源依赖程度越高,越抑制周边地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助推周边地区创新能力提高。     

金融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本文选取2008—2018年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金融集聚与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进趋势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并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提高中心城区的绿色发展效率,也能对周边地区产生空间溢出影响,且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再减的"M"型空间衰减趋势。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集聚的直接效应只在东西部地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只在东中部地区显著,特大型和大型城市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     

数字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绿色增长

中国经济亟需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绿色增长。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金融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增长产生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在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小城市则没有显著的虹吸效应。随着邻近城市人力资本的提高,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将显著减弱。（3）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主要来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弱这种虹吸效应,促进邻居城市绿色增长,但目前的金融数字化程度还未显著发挥作用。（4）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绿色增长,其中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了主要作用。本文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绿色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产业转移与土地利用的耦合作用机理及协调度评价 ——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运用空间探索分析法评价环长株潭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整体上,环长株潭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不高,大多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时间上,2005-2017年八个城市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朝着协调的方向呈稳定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出“以长沙为中心,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差距不断缩小,且在发挥系统整体功能上还有协调发展和深度合作的巨大潜力。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空间效应和门限效应的解析

我国金融影响区域经济的表现较为复杂,金融资源地理集聚与行业集聚特征明显.基于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影响差异.结果发现: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全国范围内金融集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相近.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门限效应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会随着金融集聚强度的增加逐渐减弱.     

数字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而且具有积极的动态化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的结果上,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能够缓解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在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的中介效应,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间接效应,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小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效应.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厘清二者互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我国2014—2021年1625个县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并进行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1）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都呈上升趋势,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结构;（2）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度逐步提升,但整体耦合处于中等水平,且呈现“东部高、其余区域低”的空间结构特征;（3）全国及各区域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超前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二者相对发展状态不尽平衡;（4）教育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政府适当支持均能推动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促进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不仅需要政府支持引导,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和居民素养提升方面,还需要因地制宜,最终推进各区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