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的数据集,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和重要条件。实证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驱动力;异质性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于战略性新兴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有效提升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拓展企业资源边界并提升企业的主动风险承担性。此外,标的企业之外其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显著溢出特征,进一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本文为理解中国政府前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效果、机制和发挥作用的条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支持,为完善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产业政策、营商环境与企业脱虚向实——基于国家五年规划的经验证据

防止经济脱实向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现有关于企业脱虚向实的研究普遍将"抑制金融化"视为脱虚向实,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降低金融资产投资水平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结构的转变。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同时考虑实业资产与金融资产两个方面的变动,设计了"二维"的企业脱虚向实变量,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整体上促进了相关行业内的企业脱虚向实。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两种机制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从时间维度上看,与"十二五"相比,"十三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在促进企业脱虚向实方面的积极效果有所减弱,在此过程中,营商环境的改善可能对产业政策存在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高管创新意识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然而,区分金融资产的配置期限后发现,产业政策更能够显著促进长期金融资产脱虚向实,说明产业政策主要是靠降低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来发挥脱虚向实作用。文章的研究既能为优化产业政策设计以引导企业转变投资结构提供经验证据,也能为构建协同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采取经济和科技竞争压制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放缓，很多企业就出现了脱实就虚趋向的风险问题。文章通过构建企业脱虚就实趋势的相关指标，基于2017—2022年国内各地区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2018年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国内各地区企业是否会改变原先脱实就虚趋势，从而更加聚焦实业发展。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涉及的上市公司企业脱虚向实有促进作用；同时，中美贸易摩擦这一事件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脱虚向实影响更为显著。通过改变样本区间和变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涉及行业中的企业会对未涉及行业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国有企业和机构持股的企业脱虚向实外溢效应明显。中美贸易摩擦同样也会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程度和企业研发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脱虚向实程度，研究发现这两者作用机制都对企业脱虚向实程度显著。     

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增长可以有效推动金融“脱虚向实”,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大并未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有效的拉动作用,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且金融资产配置失衡致使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银行集中度的提高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今后可通过继续坚持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改革等措施提高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试点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探讨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通过提升市场交易效率和城市生产效率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会因城市所处地理位置、初始产业结构以及科教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和环境规制对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薪酬管制能促进企业“脱虚还实”吗?——基于“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将2015年实施的“限薪令”政策视为衡量薪酬管制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限薪令”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究薪酬管制对企业“脱虚还实”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主要通过抑制国有企业金融化的“蓄水池”动机和降低管理层风险偏好两种机制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促进企业“脱虚还实”;薪酬管制政策对金融资产类型和金融渠道获利存在结构性差异,表现为对投机型和保值型金融资产以及风险型金融渠道获利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薪酬管制政策通过积极影响企业核心业务与实体投资,促进企业资源优化配置。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内地283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以2015年分批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数据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得到如下结论：①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从空间溢出效应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加速知识与信息技术跨区转移、流动以及扩散，培育创新增长极，对相邻区域、经济联系较紧密区域产生较强的创新示范效应；③从中介效应看，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大众创业创新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④从异质性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中西部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和网络基础设施不足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强，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填补区域间“数字鸿沟”，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作为通用技术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进步,这种技术进步提高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效率,推动了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利用2013-2017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广义DID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的建立显著提高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这种促进作用是由纯技术进步主导的。同时,试验区的建立有助于增加地区和数字产业有关的创新,提升地区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意识和研发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经济欠发达、创新水平低和产业结构高度高的地区更强。此外,试验区的建立对劳动力净流失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为劳动力流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房产限购政策是否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基于双重差分研究设计

防范僵尸企业形成和处置现有僵尸企业对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我国部分城市颁布的房产限购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限购政策有效地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在实施严格限购的城市这一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产限购政策通过改善制造业企业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抑制了僵尸企业形成；房产限购政策加速了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有利于对现有僵尸企业的妥善处置。该结论为引导企业“脱虚入实”,抑制僵尸企业形成，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单项冠军”如何持续领跑全国

<正>制造业“单项冠军”以“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聚焦细分领域做实做大做强,逐渐成为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群体,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金字塔的“塔尖”,其数量和质量,成为衡量区域制造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工信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公布的第七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录,浙江共有40家企业（产品）名列其中。     

国家级新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级新区是经国务院批准,为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而设立的综合功能平台,其设立的政策效果有待检验。基于2002—2018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设立国家级新区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识别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1)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并且其推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减弱。(2)在东北和西部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的政策效应明显优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内陆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的政策效应明显优于在沿海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3)无论国家级新区设立在“省会及以上城市”还是“其他城市”,对周边城市均存在“虹吸效应”,其中又以设立在“其他城市”的国家级新区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更显著。(4)跨区域设立国家级新区的政策效应要优于单一行政主体设立国家级新区的政策效应。上述实证研究结果为国家级新区未来布局和相关政策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新发展格局下的制度型开放高地。本文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从国际资本“引进来”视角看，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通过促进同业竞争和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方式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从国内资本“走出去”视角看，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通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对生产率中等水平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南方地区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这些结论为更高效地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田”功能，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家级新区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文章将国家级新区设立视为一次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反事实”框架下,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第一,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设立主要通过“政策效应”“集聚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仅与区位条件、市场发育程度等外部环境因素相关,还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成长周期等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文章为评估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经验证据,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制度环境变革与企业技术进步——基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所带来的制度环境变革对企业技术水平的作用机理,依据2009 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DID经验验证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支持产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增加了企业对先进知识的发现、获取、转化和运用能力,这加强了吸收能力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带动周边地区企业的技术进步。上述结论说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有助于企业将先进技术“引进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且能够促进企业吸收高技能人才,有效运用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贸易新业态与稳就业——来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涵盖的试点城市为依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地区就业效应。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地区整体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机制分析表明，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出口增长和企业创业活力，进而提高劳动力需求。拓展分析发现，当地数字经济与电信业务的发展会促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稳就业效应的发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就业效应在当地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观察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部地区,是一个经济欠发达、资源欠开发的省份.笔者通过对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深入观察,发现贵州省近年来大力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以“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为总纲,坚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主基调,积极实施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牢牢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强力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深入发展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贵安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1+8”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5个100”工程、“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六个小康等支撑经济加快发展,贵州省经济增速自2003年以来已经连续14年稳定在10％以上,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更是连续处于全国前3位,2015年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国家级高新区设立推动产业协同集聚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国家级高新区是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之一,其设立能否对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产生影响?对此问题的研究既是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讨论,也是对制造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向产业协同集聚转变的验证。本文基于全国283个地级市2004—2018年的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DID)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影响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净效应显著为正,且这一结论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和自抽样法下仍然成立。动态检验表明,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动态促进作用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即影响的大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降低后上升再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设立国家级高新区能够显著提升产业协同集聚的水平,而东部地区设立国家级高新区对产业协同集聚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证实了,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能够从市场化水平和FDI等途径提升产业协同集聚的水平。     

“全国双第一”的背后

<正>制造业是富民强省之本,中小企业是浙江经济的特色和金名片。至2022年底,全省拥有规上工业企业超5.5万家。这其中,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5146家、省级隐形冠军企业342家;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8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67家。全省所拥有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