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普惠制理论与制度框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根据绿色低碳发展要求与“双碳”目标,我国居民消费领域作为重要的碳排放源,有巨大的碳减排潜力。当前,我国有关碳减排的实践探索和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的节能减排行动展开,而对面向居民消费领域的碳减排制度的研究则明显滞后。碳普惠制度是我国面向个人低碳生活和消费的创新性自愿减排机制。结合目前的碳普惠实践与相关讨论,本文认为,碳普惠是指基于对居民自愿碳减排行为的记录,将个人减排贡献量化核算后进行价值实现,以鼓励个人减排行为的制度设计。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对比研究的方法,基于二手公开资料,深入分析了碳普惠制的运行逻辑,系统梳理了碳普惠制实践并进行了对比,提出了政府主导、企业发力、金融机构助推、公众参与的碳普惠制框架设计。这一制度的关键环节在于定量评估个人碳减排贡献,并基于此构建有效的激励体系,以“谁减排,谁受益”为原则来培养个人低碳生活习惯。鉴此,本文提出我国碳普惠制的发展路径与相关建议,以期碳普惠制更广泛地激发公众参与碳减排行动,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引导城市居民低碳消费的财税政策研究

城市居民选择低碳消费方式是建设低碳城市的必然选择,财税政策在引导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方面应有所作为。根据影响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因素,再结合与城市居民消费相关的两个主要能耗和碳排放增长点,应主要通过加大财政资金对建造城市低碳节能建筑和建设低碳交通体系的支持力度,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增加财政在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的支出比重等财税政策措施,有效引导城市居民选择低碳消费方式。     

“双碳”目标下我国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的改革建议：国际经验与借鉴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需要对汽车行业这一碳排放明显较高的领域采取更有力的碳减排措施。典型国家绿色低碳的机动车税制和相关税种呈现出融入型改革方式、税率分阶段调整、一次性征收与周期性征收相结合、以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坚持税收中性原则等特点。基于国际经验和国内税制改革现实，对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进行调整是绿色低碳目标下我国机动车税制改革的应有之意，在改革过程中需要考虑与相关税种的衔接、公众接受程度、收入分配与使用以及新能源汽车配套措施等问题。     

低碳经济条件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及金融服务实践研究

低碳经济的核心问题和根本措施是减少碳排放.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碳排放权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碳交易市场也随之快速发展,并逐渐衍生出相关的金融需求.从国际经验看,发展碳排放权交易是减少碳排放、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作为碳排放大国,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可以发挥市场机制在碳减排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推动相关领域的金融创新.目前各地试点工作正在逐步推进,但由于相关政策制度不完善、市场割裂情况明显、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原因,碳交易市场发展面临较大制约.本文从我国碳交易和金融服务实践的现状出发,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对天津排放权交易所、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的走访调研,分析了我国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个人碳账户的国际比较及借鉴

为实现碳减排目标，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但目前的碳交易市场多以企业为主，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的碳排放，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还有很大潜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如果采用基于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法计算，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碳排放都与家庭排放有关。要实现巴黎协定1.5℃的目标，就要到2030年将人均生活消费排放量减少到2-2.5吨二氧化碳当量，到2050年进一步减少到0.7吨。目前，基于个人账户的碳交易还多在探索试验阶段，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体系，建立起以个体为主的碳账户参与碳交易还面临诸多挑战。建议加大个人碳账户的宣传和激励力度，提升碳排放计量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提供多元化金融支持，助力实现消费领域碳减排。     

绿色启程共创低碳新未来——『中信碳账户』引导绿色消费转型

2022年4月,中信银行基于绿色金融体系打造的个人碳普惠平台"中信碳账户"正式上线,同期,中信银行宣布启动"绿.信.汇"生态平台."中信碳账户"作为首个由国内银行主导推出的个人碳账户,围绕城市碳普惠机制建设,精准触达各类生活场景下的低碳行为数据,以科学计量方法累计个人碳减排量,让绿色消费行为数字化、可视化、可追溯和可计量,为用户提供快捷、流畅的绿色生活新体验,引导社会公民绿色消费转型.     

个人碳普惠：实践模式、理论溯源及政策思考

随着居民碳排放量的增加，推动公众参与碳减排、形成全社会绿色生活方式，对实现“3060”目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全国多地政府、企业和银行纷纷“试水”个人碳账户，对个人碳普惠的探索持续深入。从主导力量看，个人碳普惠可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从激励方式看，低碳行为主要有商业激励、政策激励和交易激励三种模式；从实践领域看，碳普惠主要集中在出行、生活、消费、公益等领域。个人碳普惠的理论根源是20世纪末英国提出的个人碳交易设想，其核心在于通过个人碳配额实现全社会整体碳排放量下降，但强制性的个人碳约束实践在欧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越来越多的个人碳政策开始由碳排放约束转向碳减排激励。目前，我国个人碳普惠发展面临顶层设计缺失、碳普惠市场机制不畅、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个人碳减排的价值实现。下一步需要在完善碳普惠制度建设、统一碳普惠平台、优化碳普惠激励及核算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碳排放双控进一步释放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潜力

<正>在国家提出“双碳”目标和低碳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可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一步释放绿色经济发展潜力。《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明确了我国从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这是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实际、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所作的重大制度创新。能耗双控政策作为《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以来重要的环境管理措施,在节能减排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提出“双碳”目标和低碳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     

“双碳”目标下供应链低碳转型与效率提升研究

本文使用碳减排水平的对数函数及该函数的二次Taylor多项式,描述碳减排水平对低碳产品需求的影响,构建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低碳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消费者低碳意识、制造商碳减排成本系数对供应链低碳转型、协调以及供应链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消费者低碳意识的提高、制造商碳减排成本系数的降低,均可实现零售商和制造商利润的帕累托改进,同时促使制造商加大碳减排力度,降低供应链碳排放水平,推动供应链低碳转型。第二,零售商和制造商利他偏好的提高不能实现供应链利润的帕累托改进,较高的制造商利他偏好与较低的零售商利他偏好组合更有利于提高供应链效率并降低供应链的碳排放。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应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绿色低碳意识和偏好,促使企业加大碳减排力度和低碳技术研发投入,积极推动供应链低碳转型;应引导供应链成员支持供应链碳排放源企业的低碳转型,优化合作以实现各方利润的帕累托改进,提高供应链效率。     

金融支持碳普惠制发展研究：制约因素、实践经验和对策建议

金融支持碳普惠制发展能实现微观领域碳减排和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的双赢目标。本文基于我国碳普惠制试点实践,分析我国碳普惠制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在借鉴国外有关碳普惠制实践经验基础上,探索建立以金融碳账户为核心的碳普惠发展机制,从搭建碳征信服务体系、量化碳减排核算标准、优化绿色金融管理机制、完善正向激励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助力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碳金融交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自<京都议定书>2005年生效以来,碳金融市场获得了飞速发展,而我国由于基数大、技术相对落后等原因,显现出了巨大的碳减排发展潜力.本文通过对碳减排需求、碳减排供给、碳减排潜力等问题的考察,分析了我国碳金融交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对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碳金融交易发展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碳排放过高严重影响气候变化、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等领域,发展低碳经济一度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热点.国际国内都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来控制缓减碳的排放和增加,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缓减改善碳的排放,缓解人类气候危机,从而实现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大力推动清洁能源开发、支持碳减排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到2025年,绿色低碳产品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

绿色消费,是各类消费主体在消费活动全过程贯彻绿色低碳理念的消费行为.近日,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共同发布《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简称《方案》),在促进消费各领域全周期全链条全体系深度融入绿色理念方面作出详细部署,旨在推动中国绿色消费再上一个新台阶.     

农业碳排放问题的绿色金融对策

农业碳排放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减少农业碳排放高度依赖农业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从我国绿色金融制度设计来看,需要通过构建完善农业碳排放核算方法和低碳农业项目评估标准、强化农业碳补贴等方式加强对农业碳减排的政策引导,推动数字科技在金融支持农业碳减排领域的创新应用,构建有效的农业碳减排风险共担机制;同时,加快建设碳交易市场,推动农业部门广泛参与碳汇交易,充分挖掘农业碳减排的经济价值,着力提升市场主体内生动力。     

我国碳减排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

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工作的重点之一。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时间短、曲线陡,金融部门在加大对碳减排支持力度的同时,也要积极研究碳减排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业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和助力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本文从边际减排成本角度入手比较分析以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为代表的碳减排路径选择,在此基础上以碳定价为切入点研究碳减排对金融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的边际减排成本已经处于快速攀升阶段,需在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上引入差异化碳税政策,也就是通过“碳交易+碳税”模式助力碳减排。与此同时,金融系统在发挥其融资和风险分担功能的同时,也会受到上述碳减排政策的影响,如抵押资产贬值、预期损失上升、税后利润减少等。本文认为,需要聚焦碳定价政策设计,碳排放的可计量、可核算,以及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探索具体的应对措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策略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文章选取甘肃省2000—2020年度相关数据分析其碳排放情况,运用STIRPAT模型分析影响甘肃省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将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纳入STIRPAT拓展模型中进行回归,探索分析金融因素对甘肃省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并结合情景参数设置模式预测、研究甘肃省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间拐点。研究得出：（1）在低碳情景下,甘肃省碳排放量会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2）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量增加的影响力大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其他因素;（3）金融规模的扩大会使碳排放量先增后减;（4）金融效率的提高会使碳排放量下降。最后重点从平衡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关系、加大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力度、推动生态环境一体化治理、发展碳汇经济等层面提出甘肃省快速实现碳减排目标、综合发展的优化路径。     

农业现代化视角下农业碳减排的主要形势、面临困境与实现路径——以成渝地区为例

加快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渠道。文章首先梳理总结了农业现代化视角下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理论逻辑，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案例分析了2012—2020年农业碳排放的主要形势，在此基础上结合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总结我国加快农业碳减排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农业现代化视角下推动我国农业加快碳减排的实现路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农业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均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向好趋势，农地利用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占比最大，农业碳排放和农业经济的空间重心集中于成都和重庆之间且保持不变，二者之间的脱钩关系十分明显。第二，我国农业碳减排在碳排放统计监测工作基础、体制机制、技术储备、经营方式、劳动力综合素质、农业产业结构等方面面临多重困境。第三，加强顶层设计、依托数字技术、参与碳汇交易、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等是推动我国农业碳减排、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个人碳金融业务的发展及实践

近年来,随着国内低碳理念不断加深,绿色贷款、绿色债券、ESG等企业碳金融项目规模逐步增大。但是政策和市场对于居民个人减碳行为的关注较少。调查显示,我国居民部门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例在一半左右,推动居民部门碳减排已经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环节。本文整理了近年来国际、国内对个人碳金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结合我国在发展个人碳金融面临的挑战,提出我国个人碳金融体系建设的相关建议。     

绿色金融发展提升碳减排效果了吗——基于201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支持机制和路径,用熵权法计算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从能源消费角度进行碳排放量测算,从因素分解角度分析碳排放影响因素,然后用GMM法、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效果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能源强度、人均收入水平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结构、外商投资水平、对外贸易水平是导致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绿色金融发展对提升碳减排效果具有显著的驱动力,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技术改造、减少能源消耗、优化产业结构方式实现其正向效应;但在经济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的推动效应、支撑效果减弱,推动碳减排的正向效应不足以抵消经济高水平发展中能源消耗量的增加,从而对碳减排带来负向效应,导致碳排放量增加。     

中央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政策模拟与评估——基于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为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提出探索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本文将金融加速器框架与环境模型相结合，构建环境一般均衡框架，重点对中国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选择、经济效应与政策评估进行分析讨论。研究发现，绿色量化宽松政策、绿色宏观审慎政策、绿色合格抵押品政策及绿色再贷款政策等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都降低了碳排放对经济产生的负外部性，提高社会福利，理应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选项。不同央行碳减排工具的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性，绿色量化宽松政策和绿色再贷款政策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挂钩，倾向性增加绿色企业或行业流动性，保障经济稳定的同时，也抑制非绿企业或行业碳排放，减轻碳排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外部性。相比而言，使用绿色宏观审慎政策和绿色合格抵押品政策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进行结构性引导，对碳减排产生较大促进作用，社会福利改进显著。银行资产配置“黏性”程度是影响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