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有必要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系统地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其他形式的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因此不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是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实现互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入快速发展期。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趋于成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入低速稳定期。与此同时,相对于对大气污染的环境规制,提高对水污染的环境规制水平更有利于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匹配中国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数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强化ESG理念,加大ESG投资,鼓励企业ESG实践;三是鼓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四是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的支撑作用,充分释放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及其绩效的研究综述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及其绩效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目前,相关研究结论仍存在着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及其绩效有刺激效应;少数学者则认为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还有的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环境规制及其影响具有区域和行业差异,完善制度设计是环境规制发挥激励作用的关键.进一步研究需要结合我国环境规制工具的特点,科学量化环境规制和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构建更为合理的关系模型.     

客户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供应商绿色创新——基于供应链关联视角

从供应链关联视角,研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客户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与绿色创新结构高级化;客户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迎合客户绿色转型需求、强化自身社会责任“信号”、绿色技术创新溢出三种渠道推动供应商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在两者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该影响在市场地位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明显。     

环境规制能否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融资支持与技术支持的视角

在环境政策对生产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实体企业部门的转型措施通过技术创新对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而转型决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金支持情况。本文聚焦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实体经济融资获得情况即社会融资规模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水平的环境规制促进GTFP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对环境规制与GTFP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创新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强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金融和技术支持作用提供依据。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相互促进的机理与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环境规制一方面通过时期效应和强度效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信息和搏弈的规则,保护产权、激励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流动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同时,企业技术创新又通过企业技术创新本身的张力、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对环境规制产生反作用,两者之间成棘轮效应。     

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中介及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CRS-DEA模型评估2006—2021年全国工业绿色转型的状况，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负，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正，技术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中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双重中介要素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显示均存在单一门槛。因此，亟需持续推进环境规制的深度和广度，从工业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共生”“双赢”视角加快工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同时探究了这一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小于一个临界值时,它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正向关系,当环境规制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它与绿色投资之间呈反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在小于第一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其绿色投资有促进作用,当介于第一个临界值和第二个临界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有抑制作用,当大于第二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时也应该因企业制宜,同时找到环境规制的有效区间来发挥政策的最优潜力。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仍然是传统的高投入、高能耗所带动的经济增长,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对于促进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增强企业竞争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CEO职业背景会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政治关联与财务背景差异视角

以沪深A股2008～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初步验证CEO职业背景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政治关联CEO以及财务背景CEO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1）政治关联CEO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务背景CEO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当高管持股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时,政治关联CEO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财务背景CEO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得以缓解;（3）政治关联以及财务背景CEO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只在国有企业中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     

综合保税区改善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实证研究

综合保税区在以其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平台功能推动经济外向型转型的同时,改善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笔者以2005—2021年中国大陆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设立综合保税区与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二者之间的关联。检验结果证实：设立综合保税区促进了所在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提高;综合保税区的制度示范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与所在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正相关,综合保税区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所在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负相关;综合保税区与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关联性因设立综合保税区城市的地理位置、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等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设立综合保税区对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存在某种程度的负空间外部性。本研究将综合保税区通过整合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所具有的多种功能聚焦于如何影响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上,通过实证检验揭示了设立综合保税区与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影响机制,所得研究结论有助于为国家批准、设立综合保税区以及相关部门制定综合保税区具体政策和城市企业充分利用综合保税区改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促进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和促进作用在行业、地区、产权性质三方面存在异质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显著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且该调节作用更多集中于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第三,在非线性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     

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利用华证ESG评分刻画企业ESG表现，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ESG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这种促进效应呈现出异质性效果，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环境规制强度低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价值两个作用机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第三，ESG表现有助于促进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比较显著。上述结论的启示：一是引导企业增强ESG信息披露意识，将ESG理念有效运用于公司治理全流程，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实效性；二是引导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处于环境规制强度高地区的企业，在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大力开展企业ESG实践，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三是建立健全强制性ESG信息披露体系，强化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同时致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支持国内企业开展ESG实践和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是否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在要素。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企业绩效和企业风险承担两个渠道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3）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金融资产配置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绩效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我国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

基于高阶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以2010-2017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海外经历是知识转移的重要途径,海归高管在国外积累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这种影响在过度投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第二,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正向调节高管海外经历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对于投资不足企业,政治关联可以缓解企业面临的资源瓶颈,强化高管海外经历的智力资本效应。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吸引优秀海归人才对企业提升投资效率、促进长期发展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这种效应的发挥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作为保障。为了增强“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效果,要完善税收、社保、医疗、子女教育等配套政策,为海归人才在国内就业、创业提供有力支持;要完善相关制度,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加强政府服务职能建设,为企业提供有力的基础设施保障和政务服务支持。     

企业环境责任、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

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对中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企业环境责任、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责任正向影响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且对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更大；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短期财务绩效、企业长期财务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综合来看，想要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应重新审视环境责任和财务绩效间的关系，将绿色技术创新嵌入到企业战略结构当中，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实现企业价值。     

环境规制调节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双碳”背景下,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上市A股重污染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GML模型测算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本文主效应中起着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相较于中部,数字金融对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资产化,并制定差异性环境政策帮助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FDI与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FDI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显著;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效应能明显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效应对工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中国港澳台地区FDI的结合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FDI的结合明显地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发展.因此,其他地区外资比港澳台投资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发展.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吗?

以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实施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该制度的出台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且企业政治关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解决了自选择偏差问题以及通过安慰剂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制度主要通过提高地方环境规制力度来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此外,其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地方财政环保支出较低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     

绿色低碳发展目标下财政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研究——来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的证据

本文基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和多期多个体DID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低碳发展目标下财政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示范城市试点对企业转型升级有促进作用,表现为生产效率优化、技术绿色创新和产品附加值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示范城市试点通过财政激励的“资源配置效应”和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改善企业内部融资环境,加快研发创新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显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环保重视程度以及企业所有制和所处行业类型会对政策实施产生差异化影响。最后,从促进财政政策与环境政策协同联动、打好激励约束“组合拳”以及政策精准化实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